記憶 | 難以割捨的巴西情緣

記憶 | 難以割捨的巴西情緣
2021/01/17

中國是我的祖國，巴西是我的“第二故鄉”，我一輩子的外交生涯都是努力為這兩個國家牽線搭橋，尋找更多的合作機會，拓寬更大的合作領域。

（1）與巴西結緣的來歷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和巴西雖未建交，卻已有不少來往，有中國京劇名旦去巴西演出，也有1958年巴西伯南布哥州州長來訪。1961年，中國貿促會第一任主席南漢宸訪問巴西。同年８月巴西副總統古拉特訪華，成為第一位到訪新中國的拉美國家領導人。

20世紀60年代初，為適應當時國際形勢的變化，中國政府制訂了“七年外語應急計畫”。1964年，高等教育部選拔了700多名品學兼優的高中生和部分在校的大學生，於7月在北京集中，進行外出學習前的思想教育和外事知識的強化培訓。當時，我被分配學習葡萄牙語，這就使我和葡萄牙語和葡語系國家結下了終生的緣分。

據說，我們學習葡萄牙語的這批同學原計畫派往巴西進行語言學習，但由於當時巴西政局發生了急劇變化，於是，就安排我們一行30多人前往澳門。迄今我依然清晰地記得，我們對外的身份是南光公司的職員。當時，澳門連一所高等教育的機構都沒有，我們實際上是南光公司開辦的 “私塾”上課。前後有4位來自葡萄牙的老師給我們授課，每天5小時，強度非常大。課餘，我們更是不願浪費一分一秒，想盡快把葡萄牙語學好。1965年，周恩來總理訪問羅馬尼亞時，曾經希望在外的留學生能提前學成，回國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周總理的殷切期望更是激勵我們學習的強大動力。

陳篤慶1965年1月在澳門留影

1967年初，我們結束了在澳門的學習生活回到北京。之後幾年間，我先後在軍墾農場鍛煉和地方政府工作。1971年，我國恢復了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外交部隨即召回分散在各地的外語人才。1972年6月，我加入外交部的隊伍，分管巴西工作。自此至今，差不多經歷了近半個世紀，我的外交生涯始終聚焦在葡語世界，曾先後擔任中國駐莫三比克、東帝汶、巴西三個葡語國家的大使。可以不誇張地說，葡萄牙語和葡語國家已經融入到我的血液和生活。

（2）親歷中巴建交過程

剛到外交部時，中國對拉美的外交工作尚未完全打開局面。最初，我進入的是歐美司拉美處，只有十多人。1974年，我接到赴巴西出差的任務，目的就是與巴西開展建交談判。8月3日，時任外貿部副部長陳潔率領中國代表團一行11人離開北京，團員來自外貿部、外交部、貿促會、中國銀行等部門和機構。我和另一位同事肖思晉就是以貿促會工作人員名義參團的，葡語出身的我作為隨團翻譯，參與了雙邊建交有關會談。6日，我們抵達里約熱內盧，巴西方面派出軍用飛機將談判代表團送到首都巴西利亞。一般來說，兩國建交首先會達成初步諒解，然後通過雙方駐第三國的外交代表進行必要的準備工作。但是，抵達巴西利亞後，巴西外長西爾維拉直截了當向陳潔副部長表示建交意願，並希望“此行就把建交的事情敲定吧”。談判達成意向後，代表團派代表團成員外交部美大司副司長陳德和和我前往阿根廷，通過中國駐阿根廷使館向國內報告。巴方聽說中國代表團人員要去阿根廷，立即代為把機票買好，並派出聯邦員警一路護送。此外，中方人員在酒店給國內打電話，報告建交喜訊，付款時，酒店人員告知巴方外交部已經將費用結清，這充分體現巴方的積極態度。最終，雙方於1974年8月15日建立外交關係，從中方代表團抵達巴西到簽署建交公報，前後只用了10天。

兩國建交後，我留在外交部繼續負責巴西事務。由於國內葡語幹部緊缺，我們的外交工作變得更加忙碌。1981年3月，外交部才安排我赴巴西常駐。這也是我第一次出國常駐，直至1985年4月底回國。

（3）感受薩爾內總統對華友誼

1988年7月3日至8日，薩爾內總統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當時，我作為外交部美大司南美處處長，被指定擔任接待來訪的主要翻譯，這使我有機會從旁來觀察這位客人。

中國政府非常重視這次訪問，給予了高規格接待。7月5日，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的會見是這次訪問的高潮，也為未來的中巴關係迅速推進奠定了很好的政治互信。

7月4日下午，薩爾內總統在人民大會堂發表了題為《科學與技術：人類的共同財富》的重要演講。演講非常精彩，受到全場觀眾一次又一次的熱烈鼓掌，許多人索要講稿。事後，薩爾內總統的秘書告訴我，演講稿是總統本人反復推敲定稿的。後來，《中國科技日報》全文刊登了這篇演講稿。

薩爾內總統也是一位作家，曾出版了不少小說和詩歌。他曾說過“我愛政治，但我酷愛文學”。另外，他還是一位法學教授。訪華期間，在人民大會堂舉行了他的小說集《水之北》的中文版的發行儀式。當他看到我國著名詩人艾青坐著輪椅進入大廳時，很是感動，急步上前俯身用法語向艾老親切問候並贈書。他在現場為大家簽名，中國讀者的熱情很高，以致臨時推遲了下一場活動。經國家學位委員會批准，北京大學授予他名譽博士學位，他對此感動非常榮幸並引以為豪。

薩爾內總統也訪問了上海，時任市長朱鎔基親自到機場迎接。在歡迎宴會上，雙方宣佈聖保羅市與上海市結成友好城市。

薩爾內總統訪華不過短短幾天，卻也有一些小事值得回憶。在前往寶鋼參觀的路上，我背對著司機坐在轎車中間一排的位置上，由於天氣悶熱，車速快，感到不舒服，噁心想吐。薩爾內發現後，問我是不是不舒服，還沒等我回答，就要我坐在他和中方陪同之間。在他的堅持下，我不得不照辦，但心裏總覺得不好意思。

在前往西安的專機上，我的一些同事委託我請薩爾內總統在《水之北》書上簽名留念。我心裏沒底，就用試探的口氣請薩爾內簽字，他欣然應允，一本一本地簽起來，輪到我時，他先核對了我的名字，逐個字母地拼寫在另一張紙上，然後再把他和我名字一齊寫在書的扉頁上。這本書至今一直放在我家書架的顯要位置上。

1990年5月，時任中國國家主席楊尚昆訪問巴西，當時在聖保羅總領館擔任副總領事的我也被安排擔任楊尚昆主席的翻譯。當時薩爾內已經卸任總統，但仍從外地給楊主席發來歡迎到訪的電話。2006年4月，我出任中國駐巴西大使。薩爾內當時擔任參議院議長。我到任後，提出拜會薩爾內。他立即就讓秘書作出安排，見了我這位“老朋友”，並與我進行非常親切友好的交談。

（4）難忘的大使歲月

1992年8月，我從聖保羅調往使館，任政務參贊、首席館員。1994年8月，我回到北京。四年後，我再次回到巴西，擔任駐里約熱內盧總領事。2000年6月回國，之後先後出任中國駐莫三比克、東帝汶兩國大使。2006年4月，再次回到巴西工作，此時我的身份已經變為中國駐巴西大使，這也是我在巴西的第四次常駐工作。算上前面三次常駐，到2009年2月卸任大使時，我在巴西的工作時間達到了13年多。因此，也可以說，巴西是我名副其實的“第二故鄉”。

2006年7月6日，陳篤慶大使向巴西總統盧拉遞交國書後步出總統府

2006年，中巴經貿關係開始呈現快速推進的勢頭。為了使中巴合作延續快速發展的節奏，我深刻認識到輿論轉化工作的重要性，並且，利用自己對巴西政治、經濟、文化等各領域的瞭解以及精通葡萄牙語的溝通優勢，為進一步推動兩國戰略夥伴關係的發展而更主動更積極地展開工作，廣泛地參與到與巴西各界的交流溝通，讓他們能夠全面客觀地認識中巴關係的重要性，尤其給他們提供看待這些問題的中國視角。

我從不回避巴西朋友們提出的交流願望，凡是收到演講和會議邀請，我一定積極赴約。在上任大使不到一年的時間，應聖保羅、裏約、聖卡塔林納、米納斯吉拉斯斯、南裏約格朗德州等的邀請，先後在工業聯合會、商會、聖保羅交易所、高等軍事學院和大學等地做了十幾場報告。與會者多是政府官員、經濟專家、企業家和新聞媒體，也有許多青年學生。針對巴西有少數人揚言要對華採用“特別保障條款”來限制從中國進口的鼓噪，我曾形象地加以批駁：“保護條款不是救生圈，即使你把救生圈套在身上，還是需要奮力遊向岸邊，因為大海不會自動把你送到岸上，弄不好還會成為鯊魚的美餐。”這番“救生圈”分析得到了很多巴西人士的認同，被巴西各大新聞媒體廣泛引用。另外，我也非常喜歡與巴西媒體交朋友。只要有空，我儘量接受採訪，被新聞界稱為上鏡和見報率最高的外國大使。我認為，媒體是幫助巴西各界認識中國、中巴關係最便利的管道。比如，2006年6月，《聖保羅頁報》用整整一個版面刊登了對我的專訪，當時我就強調，中巴貿易中尚存在爭議和摩擦，但這是雙邊合作中很正常的現象。朋友之間有爭議並不可怕，恰巧反映了彼此之間的需求和經貿關係的緊密度，原來幾乎沒有來往，當然不會存在爭議。有了爭議通過協商來解決，不斷出現問題又不斷解決問題，就會成為來往更密切的朋友。我認為，這種直接且形象的交流能夠幫助巴西民眾更加客觀地看待中巴關係。

在擔任大使期間，中巴經貿關係呈現出旺盛的發展勢頭，中國在2009年超過美國成為巴西第一大貿易夥伴，同年，中國、巴西共同參與的“金磚國家”也舉行了首屆首腦峰會。

給我留下很深印象的另一件事與北京奧運會有關。奧運會開幕當日，我邀請了外國駐巴西使團和巴西政要在中國大使館觀看開幕式，外國朋友們的讚歎和歡呼讓我們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作為一名中國人的榮光。奧運會期間，中國駐巴西大使館、駐聖保羅總領事館、巴西華人協會和聖保羅市體育局共同主辦了“北京之家”。“北京之家”建在聖保羅著名的拉美紀念館廣場，占地面積3000多平方米。主大廳正面懸掛的大螢幕投影電視和四周的20多臺液晶電視不停地播放著奧運節目，還有10臺電腦可供觀眾上網流覽奧運新聞。毫不誇張地說，北京奧運會的成功舉辦大大提升了中國在巴西的形象，改變了巴西百姓對中國的印象。那段時間，中國大使館的公共郵箱和我的個人郵箱收到了很多巴西朋友的來信，他們讚揚北京奧運會的精彩，羡慕中國的大國地位。

2009年2月底，我正式卸任大使職位。直到現在，我依然很清楚地記得，2月24日，時任巴西總統盧拉參加完裏約的狂歡節活動後趕回巴西利亞，專程來中國大使館為我送別。我與盧拉交情很久，大概在90年代中期就有接觸。出任駐巴西大使後，我與盧拉之間的直接溝通也比較頻繁，友情自然更深。在送別晚宴上，盧拉總統與我暢談了兩個小時，感謝我多年來為中巴合作所做的工作，並與我一起暢想中巴關係的未來。

2006年12月14日，陳篤慶大使在巴西伊塔加伊出席“戰略夥伴——如何優化中巴兩國企業關係”經貿研討會併發表主旨演講

卸任大使後，受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王偉光、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長鄭秉文的邀請，我擔任巴西研究中心的主任，繼續從事與巴西學術研究、交流方面的工作。2009年5月19日，巴西研究中心正式掛牌成立，當時，中國社會科學院邀請同期訪問中國的盧拉總統出席研究中心的成立儀式，並做專題研究。當盧拉總統步入會場，第一眼便看到了在台下首排就坐的我，招手向我示意。在參與巴西研究中心相關工作的這幾年間，我很高興地看到了國內巴西研究的快速勢頭，尤其感到欣慰的是，在大家的努力下，巴西研究中心已成為中巴學術交流的重要平臺。

作為一名職業外交官，我深刻感受到，要兼顧國家、集體和個人三者關係。將個人理想與國家發展的大方向能統一起來，那是最好的。如果有需要個人做出犧牲的時候，那麼，作為一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也要有覺悟，小我服從大我，在任何地方，都要忠誠於祖國。

中國是我的祖國，巴西是我的“第二故鄉”，我一輩子的外交生涯都是努力為這兩個國家牽線搭橋，尋找更多的合作機會，拓寬更大的合作領域。從最初參與兩國建交談判到今天，我基本見證了建交45年來中巴關係的各個片段，合作成果的點滴獲得並不容易，兩國人民應該珍惜這種經受過各種考驗的合作友誼，並努力延續兩國之間的典範關係。

編輯 / 王子明

【巴西華人資訊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