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來即有“天地君親師”的尊者之謂。師之尊，在於播撒良知，墾育萬眾心田；師之大，在於行為示範，引領風氣之先。瀋陽師範大學的發端處，恰有這樣的三位大師擎旗掌舵。
新中國成立初期，百廢待興，恢復並大力發展教育事業被提到議事日程。1951年5月21日，東北教育學院被批准成立，院長由當時東北人民政府教育部副部長董純才兼任，校址設在瀋陽市皇姑區崇山西路二段，後於1952年遷至皇姑區維德街（現遼寧中醫藥大學所在地）。
董純才這位東北教育學院的首任校長，不但在學院創建之初立下汗馬功勞，還在中國的科普事業上卓有建樹。
20世紀30年代，董純才追隨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參加組織“科學下嫁運動”，創作了200多萬字的科普作品，並最早把蘇聯著名科普作家伊林的作品介紹給中國讀者。伊林的《十萬個為什麼》，法布林的《昆蟲記》、《科學的故事》等科普名著經董純才翻譯，深受我國讀者的歡迎。
1937年，董純才到達延安，創作了不少膾炙人口的科普作品。其中《馬蘭紙》尤值一提。當時，國民黨對陝甘寧邊區實行封鎖，給邊區的經濟和軍民生活帶來了極大的困難，邊區軍民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大生產運動。延安紙張缺乏，邊區人民就利用當地大量野生的馬蘭草造紙，獲得成功。
《馬蘭紙》寫的就是用馬蘭草造紙的故事。文章以散文的筆觸，飽含深情地讚頌了馬蘭草在惡劣環境中頑強抗爭的不屈不撓的品格，隱喻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軍民不怕敵人和頑固分子封鎖、不怕日寇瘋狂肆虐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科學小品《馬蘭紙》不僅受到邊區幹部群眾的喜愛，還得到毛澤東主席的好評。
在登上東北教育學院的舞臺後，董純才所宣導的要普及科學知識、科學思想、科學方法和科學精神的理念，也化作了這所大學的深厚底蘊。該學院於1951年6月至1952年1月和1952年3月至1952年9月，招收了兩期訓練班，主要學員為東北各省市中學校長、教導主任及有培養為行政領導幹部前途的教師共計400人，並在畢業前分別到東北各地中學開展了教育普查和研究，為東北地區初等教育的發展和提高作出了巨大貢獻。
1953年5月15日，東北行政委員會教育局下達了《關於調整、整頓東北區師範專科學校的指示》，將遼東、遼西、瀋陽、旅大、吉林、松江、黑龍江等七所師範專科學校調整合併為三所院校，即東北教育學院、哈爾濱師範專科學校及大連師範專科學校。由是，瀋陽師範專科學校和東北教育學院合併，院長由東北行政委員會教育局局長車向忱兼任。同年九月，根據教育部要求，為統一師範院校名稱，東北教育學院更名為瀋陽師範學院，郭沫若親筆題寫了校名，院長仍為車向忱，副院長由吳伯簫擔任，並兼任黨總支書記。
車向忱是一位充滿傳奇色彩的教育家。1925年起，車向忱在瀋陽從事平民教育和抗日愛國宣傳活動。他聯合了一些愛國青年和進步人士，先後組織了奉天學生平民服務團、奉天平民教育促進會、遼寧平民常識促進會、遼寧國貨公司等群眾團體，並任主要負責人。他以強烈的反帝愛國思想和窮幹、苦幹、實幹的精神聞名，被譽為“東北的甘地”。
“九一八”事變前夕，車向忱赴北大營，以“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勸說老朋友、東北軍陸軍獨立第7旅旅長王以哲抵抗日寇，並說：“一旦日本人開了火，你只要能堅持抵抗3天，我們馬上組織義勇軍支援你們。在群眾方面，發動兩三萬人抗日是不成問題的。”然而，事與願違，對於日軍的侵略，北大營官兵聽從南京命令未予抵抗。
於是 “九一八”事變後的第二天，車向忱撇下妻小，聯絡了東北大學的張希堯、宋黎、苗可秀等40多名學生，懷著報仇雪恥、收復東北的急切願望，相繼奔赴北平。數日後與在北平的東北知名人士高崇民、閻寶航等好友共同發起建立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研討如何支援在東北堅持抗戰的各路義勇軍。1932年1月4日，車向忱自告奮勇，決定出關潛入敵後，聯絡各股義勇軍。
1932年2月，車向忱化名楊秀東，裝扮成賣藥先生，把救國會和張學良用白綾子寫給義勇軍的委任狀及密信藏在貼身棉衣裡，由宋黎、李述全陪同，北上慰問各地義勇軍。
車向忱一行經大連、莊河、安東(今丹東)，到達鳳城，找到了鄧鐵梅領導的抗日義勇軍，代表救國會表示慰問，把救國會的委任狀交給鄧鐵梅，還將東北大學學生苗可秀介紹給鄧鐵梅做秘書長。隨後又踏著積雪覆蓋的遼東大山，到達臨江八道江，見到了正醞釀舉義的唐聚五。車向忱代表救國會向唐聚五表示慰問，並鼓勵他堅決抗日。
此後車向忱又化裝成農民，獨自穿過人跡罕至的大森林，終於找到馬占山的隊伍。日軍進犯黑龍江時，馬占山指揮著名的江橋戰役，打響了抗日第一槍。
車向忱在瀋陽師範學院的主要搭檔吳伯簫，則是我國當代著名文學家和教育家。吳伯簫不僅為中國的教育事業做出了重大貢獻，更可貴的是他利用業餘時間勤奮筆耕，以其精美的散文作品豐富了我國的文學寶庫。他的散文《南泥灣》《一壇血》《記一輛紡車》《菜園小記》《我沒見過長城》等作為範文收錄中學語文教材，《早》被編入小學語文教材，其數量之多在同代作家中首屈一指。
在車向忱、吳伯簫擔職瀋陽師範學院期間，該學院是新中國最早的師範大學之一，是東北僅有的兩所本科師範學院之一（另一所是東北師範大學）。在此期間，瀋陽師範學院中文系冉欲達、李承烈等編寫的《文藝學概論》，張震澤、韓梅岑等編寫的《周代文學作品選》，高擎州、趙恒昌等編寫的《中國現代文學》，歷史系王榮堂編寫的《世界近代史》等，在當時全國高等學校中產生了一定影響。
1965年，全國各地掀起了半工（農）半讀運動。出於疏散城市人口的戰略考慮，瀋陽師範學院搬遷到朝陽邊杖子公社姑營子大隊辦學，更名為遼寧第一師範學院。雖在“半工半讀”“半農半讀”的探索中取得了難能可貴的成績，但該學院整體處於衰退之中。1978年省教育局調研組來該校調研時，發現教工食堂裡沒有一把椅子，學校禮堂裡空無一物，連天棚上的金屬線都已丟失空，而在學校周邊的集市上，村民們堂而皇之地出售本屬於該校的各種物品。
座談會上，教師們更是大聲疾呼：眼看著自己的教育思想一天天落伍、教學內容一天天陳舊、教學技術一天天過時，心急如焚。這種狀況不改變，何以培養新一代優秀教師？調研結果引起決策層的高度重視，省裡決定原瀋陽師範學院的幹部、教師和後到“遼一師”任教的骨幹教師，原則上都調回瀋陽，與正在籌建的瀋陽師範專科學校合併，組成新的瀋陽師範學院，“遼一師”錦州分院改為錦州師範學院。
新生的瀋陽師範學院最初落戶瀋陽郊區的興隆台，後經學院多次努力爭取，終於在1980年暑期後陸續遷到市區第33中學校址，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辦學條件，學院進入全面恢復發展時期。
此後的瀋陽師範學院雙足發力，一方面在遼寧高等教育研究的起步與壯大中肩負起重大使命，一方面創造性地實施資產置換加後勤社會化改革，推進了學院的一系列重組，實現了瀋陽師範大學的更名，邁入了新的發展階段。至此，瀋陽師範大學複歸了本來地位，發出黃鐘大呂之音。影響所及，遠超該大學自身，對全省乃至全國高等教育的歷史性飛躍都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古昔為學有大道，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又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飽經滄桑的瀋陽師範大學帶著老校長董純才、車向忱、吳伯簫的期望，肩負起師範院校的神聖使命，以“博學厚德尚美健行”為校訓，行進在風雨過後的“彩虹橋”上，向現代教育的高峰開始了新一輪的進發。
(中時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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