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十年來，報紙副刊作為臺灣社會重要的發聲場域，理應為各方發聲的場域，然而一九五○年代白色恐怖最熾烈的時期，諸多國策認同言論，以及「偏安」處境的呈現，逆向見證白色恐怖時代的情境。國家人權博物館委託詩人向陽籌組研究團隊，進行戒嚴時期1949至1959年報紙副刊調查，並舉行論壇。
向陽表示，五○年代是一個透過反共國策，要求作家書寫「戰鬥文學」的年代，「那也是媒體和作家遭受監控、恫嚇以及刑罰，而不得不噤聲以求自保的年代。」向陽說，那時檢肅文化稱之為「文化清潔」，壓制新聞用的是「節約用紙」的名號。
合作的臺灣大學助理教授張俐璇則將報紙副刊分作四大類：首先是「改制自日治時期《臺灣新報》的《臺灣新生報》與《中華日報》」、「二二八事件之後創刊的《自立晚報》與《公論報》」、「黨報《中央日報》與軍報《青年戰士報》」，以及「威權侍從的民營報業《徵信新聞》與《聯合報》」，搭配現場成果海報展示的副刊圖文與相關歷史資料，介紹五○年代八大報中呈現的時代氛圍。除了常載有呼應政府文藝政策的宣傳文論，在《自立晚報》副刊上亦有難得可見的異議言論。
世新大學口語傳播學系教授夏春祥以「新聞論述與臺灣社會」為題，試圖從新聞研究的角度為聽眾揭開歷史塵封中的一九五○年代。他以《臺灣教會公報》為例，舉出政府與副刊之間的另一種關係。夏春祥指出，戒嚴時期的新聞媒體未必總是如實傳達訊息，反而常是思想建構的操作。
(中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