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演王童（右1）在電影《無言的山丘》拍片現場。（本報系資料照片）
2018年12月05日 04:10 旺報 文／洪國鈞 譯者／何曉芙
要書寫歷史、再現歷史，最終的希望不過是藉由電影回顧將時間往回推移夾帶著對未來的渴望，這樣的回顧，從一開始，就已對未來投以嚮往的眼神。
突然之間，鏡頭轉切到兩兄弟身上，將他們明顯與其他長工區別出來，藉此手法，進而將他們送上敘述者的舞台，哥哥對故事提出疑問後，下一個鏡頭拍攝說故事者轉向主觀視角，一時間這個故事好似專門對兄弟所說。到了電影結尾，他們的故事卻成了敘述的本身；原本聽故事的人反倒成了故事的內容。此時敘述者已部分模糊，而目光所及已沒有可清楚辨識的聽者。
歷史書寫的當下
《無言的山丘》的敘事從包覆於劇情內的敘述開始──片中的一個角色對著群角講述。到了結尾卻又有所轉移，講述的內容模稜兩可地在劇情內裡徘徊，卻又朝向劇外電影觀眾示意；敘述者確實在最後一刻轉身面向電影觀眾，接著燈暗、全片終。事實上，從頭到尾這部電影都將觀眾視為聽故事的人；電影裡的聽者只是觀眾的替代。接著如此構築起的觀者認同（spectatorial identification），到頭來，故事說的是影片裡那些聽故事的人；電影裡的陳述，雖然繞了一大圈，卻回到那些陳述所要說的事情上。
這部電影的敘述方式將現代性持續置於敘事的過去，透露對台灣歷史的嚴重不確定性。《無言的山丘》的敘事，建構在兩兄弟為日本殖民者挖金礦致富的夢想。廖朝陽評論這敘事的焦點與電影敘述者結構有關。
一開始，老阿伯的故事只是個傳說，但因為招募挖金礦工是實際發生的事，廖朝陽觀察到：
老阿伯的故事才會突然從傳說變成可能實現的合理期望。夢想一旦變成合理期望，阿助兄弟也就一步一步陷入「痟貪」的欲求，在一定程度上成為向日本人看齊的現代掠奪者。
這裡強調的是複雜的欲求關係，被殖民者意圖從殖民者專屬的現代性位置謀取利益。雖然被殖民者不免冀望認同殖民者位置，對現代的欲望便無別於對被殖民的欲望。我一直強調的是《無言的山丘》與其他描述台灣殖民過去的電影，由於現代性與殖民性之間相互滲透，展現出對兩者全然矛盾的態度。這種矛盾最可從現代性──如何成為「新」的技術──如何被包含與搭建與在敘事建構中，看到這種殖民情境。
所謂的現代，或是說，所謂的新，都被置於電影建構出的過去空間裡，而電影機器強調地肯定空間的過去性（the pastness of that space）。《無言的山丘》裡的一場戲勾勒出這點，以非常精準的連續鏡頭帶出日本礦主。鏡頭一開始沿著牆壁緩緩橫搖，審視一些略顯模糊的照片，推測應該是礦主在日本的家人。攝影機接著掃過房間到造景細緻的花園，在這過程中，呈現出礦主的正面與背面，他正坐在椅子上思考事情。最後，攝影機接近，定定凝視著一直演奏西洋古典樂的留聲機。這顆相當流暢沉靜的鏡頭，意義密實又複雜，令人印象深刻。這組鏡頭以電影手法拍攝，在至少下列四項元素中表現出空間一致性（spatial congruity）：自然性（緊接在這組鏡頭之後是一個大遠景，拍攝片名所說的山丘）；文化性（建築、古典樂、造景花園、書本）；科技性（留聲機和照片）；以及最後，個人性（記憶、歡愉、期待、欲望）。總而言之，這場戲從歷史來說，表現出失落感，憑藉在空間裡裝滿代表過去的物品，承載豐富的歷史細節。這是細膩重建的懷舊殖民空間──「劇情內」表現礦主對家的期盼；「劇情外」是九○年代的觀眾懷想過去；「超劇情」則是歷史書寫的當下。
唱針跳刮著唱片
關於科技性，能再多著墨的是，這非常有存在感的長鏡頭與橫掃的攝影機運動，正表現出本身的電影建構，讓觀眾完全意識到觀影的當下，而殖民現代性的敘事重建裡包含的固定卻超載的意義中，終於流露出超劇情的矛盾。這敘事框架出的「新」是精確表現出的懷舊目標。後來礦主在留聲機前被殘暴地謀殺，這絕非巧合，只是這次之前彰顯的現代／新科技──此刻只顯陳舊和古老──的挫敗，一再重複，如同唱針跳刮著播放的唱片。
就像《無言的山丘》劇情裡的敘述者，以劇場的方式，藉由剛開始對劇情裡的人物講話，表演出實際上對電影觀眾說故事的做法。從結構來說，這兩個段落就像是括號，或應該說像引號，分隔出敘事的開始和結尾，就像一個過去發生的故事。這個敘事同時包含三層次的回顧。敘事外電影觀眾的回顧是靠敘事內的人物說出，而在幾近循環的運動中，這兩個模式交織成超越敘事的回顧，同時看待現代性與殖民性。不願意抵達現在，最終顯示台灣後殖民性的棘手情況。
三○年代上海堅持追尋「新」，將「新」投射在「將已經」的無限未來，新電影對現代性的再現則將「新」置於歷史過去，逃避現在，逃避「新」現在的模樣。多重的認同位置與其複雜歷史，還有個人性與集體性在影像敘事和敘述裡錯綜複雜的折衝，正定義著台灣新電影的特性，設法順應那些時間衝突和歷史難題。
電影史學家盧非易感嘆道：「電影記錄了台灣戰後的艱辛歲月，也伴隨著我們這一代人茁壯成長。於整體言，是國家的影像歷史；於個人言，是我們每個人的繽紛記憶。」處於集體性和個人性之間，也在歷史與回憶中漂流，盧非易的歷史敘事與像王童這樣的電影創作者的影像敘事，有著相同的憐惜與兩難。盧非易在《台灣熹影：政治、經濟、美學（1949-1994）》一書最後寫道：「我們確定這些記憶將隨著我們走進下一世紀，但我們不能確定台灣電影是否也能陪我們向前同行。」可以確信的是，這是在對未來完全未知的情況下，所講述出來的歷史過去。要書寫歷史、再現歷史，最終的希望不過是藉由電影回顧將時間往回推移夾帶著對未來的渴望，這樣的回顧，從一開始，就已對未來投以嚮往的眼神。（系列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