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史話－白話被鄙視了一千多年
2018年12月08日 口述／胡適 譯註／唐德剛
所謂「中國文學革命」的整個過程，也就證明了我所經常提到的「實證思維」的理論。這個「革命」實是當年居住在美國康乃爾、哈佛、哥倫比亞的學生宿舍之內的、幾位愛好文學的朋友們一起討論而策動起來的。他們面對了幾項實際問題。這些問題使他們感到困難、疑慮和徬徨。這些困擾使他們之間發生了激烈的辯論。
方言升格為國語的第二個條件，是最好這個方言之中曾經產生過一些文學。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大文豪但丁（Dante Alighieri,1265-1321）曾寫過一篇論文為方言辯護。他說在義大利，托斯卡尼的方言不但使用的人最多，它還產生過許多詩歌。他指出在他之前便有許多用該方言寫作的小說家和詩人。
官話缺少文學價值
在法國，巴黎方言中也產生過許多詩人，包括鼎鼎大名的詩人微央（Francois Villon）。普羅旺斯方言中也產生過許多優美的歌曲和抒情詩。所以這兩種法國方言都產生過豐富的文學作品。只是巴黎畢竟是國都所在，它所特有的政治影響終使巴黎方言勝過和它一樣優美的普羅旺斯方言而當選為法國國語。
英格蘭的中土方言也是一樣的。英國文豪郤叟（Geoffrey Chaucer）即以此方言寫其名著《坎特布里進香記》（The Canterbury Tales）。英國早期的《聖經》譯本，用的便是這個方言。一六一一年出版的詹姆士王朝的英譯《聖經》，也是用這個方言譯出的。直至今日，英譯本《聖經》還是以此譯本最為重要。
中國國語的發展與上述情形也有很多相同之處。
中國的「官話」包括北京方言、華北方言、長江中上流域的方言。純「北京話」曾產生過像《紅樓夢》和《兒女英雄傳》等小說名著。「普通話」也曾產生過許多小說，最早的像《西遊記》和《儒林外史》。這許多大部頭的官話小說，使中國的「官話」具備了足夠的資格做為中國的「國語」。
第三個因素便是一個方言之內的文人學士，對該方言的文學價值的有意識的肯定。在歐洲各國的國語發展史中，這項有意識的肯定，通常都是不可少的。但丁不但用托斯卡尼的方言來寫其名著《神曲》（La Divina Commedia），他甚至寫了一篇〈為方言辯護〉的論文。在這篇文章裏，他申述他為什麼不用拉丁文而偏要以托斯卡尼方言來寫他的《神曲》。
文學革命悄悄成功
所以在中國可能就是缺少了這種文人學士們有意識的認可─他們認為官話沒有文學上的價值─而把官話（白話）鄙視了一千多年。可是只經過為時不過數年的提倡，這個久經鄙視的「俗話」，便一躍而升格成為「國語」了。
我想這第一個註腳中提到的條件，加上「有意的提倡」，便替我們解釋了，何以四十年來的「文學革命」便為此輕輕悄悄地成功了的道理之所在。
我的第二個註腳便是所謂「中國文學革命」的整個過程，也就證明了我所經常提到的「實證思維」的理論。這個「革命」實是當年居住在美國康乃爾、哈佛、哥倫比亞的學生宿舍之內的、幾位愛好文學的朋友們一起討論而策動起來的。他們面對了幾項實際問題。這些問題使他們感到困難、疑慮和徬徨。這些困擾使他們之間發生了激烈的辯論，雖然這些辯論也只是一些朋友們之間的彼此問難而已。
這些問題原是由討論「詩之文字」這個命題所引起的，進而擴大到中國文學媒介和工具的爭辯─有關活文學的爭辯。我們提出了幾項假設。有幾位同學偏重﹝文學的﹞內容。其他的人─如我自己─則著重文學的工具和媒介。最後歸結到提倡白話文的問題，也就是以大眾語言（白話）為文學媒介的問題。
這裏有幾項未能解決的問題：這個活文字（白話）能不能用在一切文學形式之上呢？在白話已被證明為撰寫「俗」小說的有效工具之後，它能不能用來做詩呢？我的一些朋友們認為不可以，而我則認為是可以的。所以我們爭辯到最後階段，就非拿事實來證明不可了。
「詩」那時已經成白話文唯一有待克服的堡壘了。但是我們要怎樣來證明白話可以或不可以做詩的這個﹝有正反兩面﹞的假設呢？我主張我們要有意識的用白話來做詩。換言之也就是說，我們要有意識的來證實一個足以解決難題的假設。
我舉出上述層次分明的故事，便是說明，這裏有一個﹝人類思想發展的﹞具體例證。那就是從一種疑難和困惑開始，從而引起有意識有步驟的持續思考，再通過一假設階段，最後由實驗中選擇個假設來加以證明。
所以我第二個註腳便是，這整個的文學革命運動─至少是在這一運動的初期─用實驗主義的話來說，事實上便是一個有系統有結果的思想程序，也就是個怎樣運用思想去解決問題的問題。
（系列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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