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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北大法律評論》當編輯(上)

作者(左)與時任《北大法律評論》主編陳緒剛合影。
2018年12月15日 04:09  (王冠璽/大學教授)

美國多數的法學院都有自己的法律期刊,例如:《Harvard Law Review》、《The Yale Law Journal》。這些法律期刊的編輯多由法學院的高年級學生擔任,是否用稿,由學生編輯群全權決定。擔任頂尖法學院法律期刊編輯的資歷,對法學院畢業生日後到法院,或是律師事務所應聘工作有很大的幫助;美國前總統歐巴馬就是第一位擔任《Harvard Law Review》主編的黑人學生。

堅持學術自主自律

1998年,北大法學院的學生仿效美國法學院的法律期刊,獨力創辦、組織,編輯了一本《北大法律評論》集刊。在大陸這樣複雜的環境裡,這本由學生操辦的期刊,仍然堅持住了學術自主和學術自律的原則,所以獲得了大陸法學界很高的評價。北大法學院的教師在《北大法律評論》所發表的文章,可以計入升等論文,《北大法律評論》也是中國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來源的集刊。

《北大法律評論》招聘新編輯時,必須經過筆試與面試兩關,擇優錄取,競爭非常激烈;整個招聘過程都是由學生編輯群一手包辦,法學院的老師或團委並不介入。我在博士一年級的下學期入選為《北大法律評論》的第五屆編輯,同時我也是第一位進入《北大法律評論》擔任編輯的台灣學生。

擔任《北大法律評論》編輯,除了榮譽以外,還有一些實益。編輯群中的同學出國深造,除非堅持要拿全額獎學金,否則無一例外的都去了耶魯(李清池)、哈佛(若干位)、斯坦福(王斯曼)、哥倫比亞(陳緒剛)等美國頂尖名校的法學院;也有個別同學去了俄羅斯(張江莉)或德國(勞東燕)留學。擔任過《北大法律評論》編輯的同學畢業後,似乎少有擔任公務員或法官的,多數人都是在著名的律師事務所工作,或是在國內,境外,甚或是國外的著名高校當上了法學教授。

美國的法學界有不少人反對由學生擔任法律評論的編輯。論者以為,這些學生編輯雖然都是成績非常好的學生,但是除了少數學生編輯能寫出具有一定水平的短篇法學論文外,絕大多數的學生編輯根本就沒有發表過任何法學論文,學生編輯群的主要工作,不過就是校定論文的格式與查核論文註釋的準確性而已。由於專家們在法律評論所發表的論文,涉及教師升等、獲聘終生教授資格等重要事項,這些只讀了一兩年法律的學士後美國法學院的學生編輯,是否有足夠的眼力選出較好的法學論文,誠值懷疑。波斯納雖然擔任過《Harvard Law Review》的主編,但他就是極力反對由學生擔任法律評論編輯的重量級學者之一。

學生作主極為罕見

《北大法律評論》編輯群與美國法學院的法律評論編輯群的情況不完全一樣,《北大法律評論》的編輯群主力是博士生與研究生。換言之,每一位《北大法律評論》的編輯至少讀過四、五年以上的法律,這些擔任編輯的同學,成績都非常出色,否則他也不會在這裡出現。但即便是由北大法學院的尖子學生出任法律評論的編輯,美國法學界對學生編輯有關專業水平方面的憂慮,在這裡也一樣存在。

然而,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北大法律評論》的存在,顯得意義重大。《北大法律評論》是一本由學生自行操辦的期刊,迄今為止,已經延續了整整二十年。在中國這樣的環境裡,大人說了算,或是說,那是一個官員說了算的世界。北大的地位雖然特殊,但是也絲毫沒有特殊到可以逸出體制監管,那怕只是一點點的地步。體制能夠容忍《北大法律評論》這樣一本具有一定影響力的學術刊物,長期由學生自行作主,這在中國大陸確實是比較罕見的。

大陸嚴格控制出版

在中國大陸出版書籍,要先申請書號;出版刊物,則必須先獲得由中央主管部門批准的刊號;沒有書號或刊號的出版物,都是非法出版物。一般說來,只要有規模較大的出版社願意幫你出書,你所撰寫的書籍又不涉及「敏感內容」,那麼申請書號就不是什麼太困難的事情,但是期刊不同,有些類型的期刊刊號是極難取得的。為了嚴格控制意識形態與輿論方向,申請一本娛樂性刊物的刊號,遠比申請一本學術期刊的刊號容易得多。我甚至聽說過,法政類期刊的刊號,必須經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這樣高級別的大領導同意,才能批得下來。

大陸所出版的每一本期刊,都受到國家出版廣電總局的管理,中共中央宣傳部則是國家出版廣電總局的上級監管機構。中宣部的權力自然是極大的,不過在中宣部之上,還有一個「中央精神文明建設指導委員會」,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擔任主任,中宣部部長擔任副主任,這一個機構掌控全中國的意識形態與宣傳。中宣部的主要職能是管控意識形態與新聞出版,教育方針也在其掌握範圍之內。

意識形態與輿論走向,均與執政地位和社會秩序的穩定有重大關係。中共一向重視「筆桿子」、「槍桿子」,在戰爭年代,「一支筆頂百萬兵」。在「喉舌論」的基礎上,中共媒體的基本職能,一直是宣傳而不是傳播。到了現代,「槍桿子」、「筆桿子」、「刀把子」、「錢袋子」,無一不重要,但最關鍵的恐怕還是「筆桿子」,因為所有的行動,都是通過思想而來,而最能影響思想的,自然還是思想本身。牢牢地把握住「筆桿子」,是維護現行體制,穩定社會秩序的基本要求。

文人掰不贏政府

學術期刊本質上是為了學術研究而存在,學術自由與言論自由是學術?刊的源頭活水;但是學術自由與言論自由,在許多情況下,必然會與管理部門想要掌控的局面互有抵觸。中國文人們的胳膊,一向掰不贏政府的胳膊,幾年前,台灣的太陽花世代「覺青」,之所以能夠成功的攔下國民黨執政時期的重要政策,那是後頭有大人導演,有民進黨給他撐腰,這些學生被人當槍使而不自知。一群自我感覺良好的糊塗學生,連兵都不敢當,警察或黑道一來,就哭爹喊娘,是成不了大事的。

大陸的每一本學術期刊,各能印刷多少頁,哪些議題決不能碰,都有主管單位明確規定。有些單位自身沒有學術期刊,為了擴大學術影響力,即使政府三令五申,嚴禁以各種形式買賣期刊的刊號,仍有單位願意以幾百萬人民幣的代價,向某些競爭力較弱的學術類期刊購買刊號;實際上,這有一點「借殼上市」的味道。

(《渡盡劫波兩岸情緣》之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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