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變前的蔣介石與宋美齡合影。
2018年12月18日 04:09
中華民國1928年以後的對日政策基本上是災難性的失敗。中國一些修正主義歷史學者近年來認為，日本之所以大舉入侵中國，實際上是漢族民族主義反西方（和日本）的過激行為所「誘發」和「驅使」；不僅僅是國民黨受到蘇聯的滲透影響，採取了激進漢民族主義，莫斯科更是同時命令共產黨執行激進的反西方漢民族主義，從而種下苦果。
國民黨的中華民國政府繼續努力，重審和修改了滿清帝國與外強訂立的許多條約，最終於1943年完全取消治外法權，抹去了這個中國自19世紀中期以來就持續遭受的恥辱。蔣介石是一位熟習儒家經典、並在日本軍校就讀的漢民族主義獨裁者。而他也受到最後一位妻子宋美齡以及許多深受美國教育的同僚和助手的深刻影響，並且最終成為一名基督徒。蔣介石政權一方面採用傳統的儒化法家方略，竭力要完全統一昔日滿清帝國的版圖，但也不得不適應自由、人權等舶來的觀念。
建立民族統一戰線
國民黨是一個威權主義政黨，但是在意識形態上卻又承諾實行憲政民主和法治，它的內部也是多元的。當時的中國仍有著大量的外國勢力存在，外國人繼續享有眾多特權，包括直接控制租界。在這樣一個國度裡，國民黨的一黨專政統治最多只能是軟弱、有限且不完全的秦漢式政體，它的制度結構、組織人事，以及意識形態方面均含有大量西方的政治觀念和行為規範，隨著時間推移而逐漸成長，最終將影響和改變整個政權。
不幸的是，中華民國被迫與政權內部的各種派系，以及許多地方叛亂政權、軍閥勢力進行不斷鬥爭，還要應付兩大鄰國不斷的侵略和蠶食：日本從山東、滿洲和華北方面，蘇聯則從外蒙古、滿洲和新疆方面。而由莫斯科資助和指揮的由莫斯科資助和指揮的中國共產黨，在偏遠農村地區建立的農民武裝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政權，最初被中華民國領袖們所忽視，但逐漸成為最嚴重的內部威脅。
不過，到了1930年代中期，蔣介石的中華民國政府終於擊敗了幾乎所有地方軍閥，接近統一整個中國，並將共產黨的游擊隊趕到了貧瘠的陝北地區，幾乎致使後者滅亡。
一個新崛起的中華民國，即將全面集中精力發展國內經濟，以及對付外部威脅、特別是來自日本方面的侵略。日本帝國在1932年占領滿洲，並建立了傀儡政權滿洲國，進而威脅包括北京（當時改名為北平）在內的整個華北地區。然而在1936年12月，蔣介石戲劇性地被麾下的高級將領（張學良和楊虎城）綁架，被迫承諾停止消滅中共；此即改變中國歷史進程的西安事變。綁架他的前軍閥是中共的同情者，被莫斯科的共產國際所僱用和操縱，以保護蘇聯免受日本帝國的威脅。中共因此迎來了命運攸關的一大歷史轉折，在抵抗日本侵略的名義下，與國民黨建立了民族統一戰線。
也許是要先發制人，阻止中國民族主義力量的崛起，日本帝國於1937年7月全面進攻中華民國，試圖迅速壓服後者，進而實現其統治亞洲乃至全世界的夢想。一些中國學者的新研究則認為，國民黨政府可能受到了莫斯科的蠱惑，以魯莽的方式挑釁，激起日本的進攻。事實上，日本軍國主義者可能也是基於日本版的中華秩序──對天下一統的追求，即所謂的「八紘一宇」理念，以武力征服和統治整個已知世界1938年11月，在日本陸軍占領了中原大部分主要城市之後，驕橫的日本首相近衛文麿援引中華秩序的思想和語言，宣布「得中原者王天下」，並敦促中華民國投降合作，以便以「古老的日本精神」和復興的「真正中華精神」為基礎，建立一個以東京為主導的「新亞洲」，取代現有的「非理性和不公正」的國際秩序。其時仍在執行孤立主義政策的美國，對東京要在亞洲建立日本秩序的反應，只是大幅收縮了美日之間的經貿往來。
採取激進漢民族主義
第二次中日戰爭（1931年開始、1937年全面展開，至1945年結束）嚴重地推遲了中華民國原定於1937年實行憲政統治的計劃及其經濟現代化努力。中華民國1928年以後的對日政策基本上是災難性的失敗。中國一些修正主義歷史學者近年來認為，日本之所以大舉入侵中國，實際上是漢族民族主義反西方（和日本）的過激行為所「誘發」和「驅使」；不僅僅是國民黨受到蘇聯的滲透影響，採取了激進漢民族主義，莫斯科更是同時命令共產黨執行激進的反西方漢民族主義，從而種下苦果。日本的軍事侵略重創了中華民國。包括國民黨第二號領袖汪精衛在內的一些重要叛逃者，投身於由東京主導的「大東亞共榮圈」，而且居然有超過三百萬的中國士兵成為所謂的「皇協軍」，幫助總數一百二十萬的侵華日軍。儘管如此，中華民國政府還是做出了艱難的決定，堅持其代價昂貴的抗日戰爭，加入盟軍陣營並「扮演了重要角色」，最終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之一，將中國的國際地位提升為世界主要大國。隨後，中華民國在1947年開始推行憲政。但是，中國共產黨獲得莫斯科的隱祕但至關重要的援助，迅速增強了軍事力量，並再次發起顛覆性的反叛。經過三年多的激烈內戰，中共成功推翻了中華民國政府，並在1949年10月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系列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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