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氏孤兒》電視劇劇照。
2019年01月28日 文／魏澤福 譯者／黃中憲
儘管伏爾泰加諸成吉思汗身上這麼多負面形象，但他的目標其實是他有所忌憚的法國國王。他藉由世間一切邪惡之化身的蒙古人，闡明法國人的特性。其他作家迅即起而效法，將蒙古人標舉為世間諸惡的象徵；蒙古人成為文學界、科學界惡言的受害者。
孟德斯鳩稱許部落民族出身的歐洲人為民主的先驅，卻譴責亞洲的部落民族：「摧毀希臘帝國的韃靼人，在所征服的國家建立奴隸制和專制政權；哥德人在征服羅馬帝國後，卻建立了君主制和自由。」根據這一歷史觀，他草率的將所有亞洲文明斥為不值一顧：「奴性宰制了亞洲人的心靈，這一特質他們從未能擺脫；從那地區的所有歷史，找不到哪個時期曾有過心靈的自由，所能見到的就只有極度猖獗的奴隸制。」
改編成《中國孤兒》
成吉思汗成為攻擊的主要箭靶。伏爾泰依自己個人的政治、社會立場，將元朝劇作家紀君祥的劇作《趙氏孤兒》改編成《中國孤兒》；他把用來影射法國國王的成吉思汗，描寫成無知、殘酷的惡徒。《中國孤兒》於一七五五年在巴黎舞台首度公演，這時他正在瑞士安然過著逃亡日子。「我把故事背景局限在那個偉大的成吉思汗時代，」他解釋道。「我努力描寫韃靼人與中國人的行事作風。
再有趣的故事，若未描述行事作風，將不值一顧；這樣的描寫是這門藝術要成功最重要的訣竅之一，而若未有助於激發人的榮譽和美德之心，這樣的描寫也只是毫無意義的消遣。」伏爾泰稱成吉思汗是「諸王之王，暴躁易怒的成吉思汗／亞洲的良田因他而盡成荒野」。他稱成吉思汗「和自幼習於武事、以殺人為業的野蠻西古提戰士沒有兩樣」。在伏爾泰的修正論歷史裡，蒙古戰士只是「好劫掠的野蠻人，住帳篷，駕戰車，以大地為家」。他們「憎惡我們的藝術、習俗、法律，因此一心要將它們全盤改變，一心要將帝國的宏偉都城，變成遼闊的荒漠，如同他們自己的荒漠」。
在伏爾泰的劇作中，成吉思汗唯一還算可取之處，就是他勉強承認教育程度愈高者，人品就較高尚。伏爾泰引述成吉思汗的話說：「我見的愈多，就愈欽佩這個令人驚嘆的民族，有了不起的藝術和作戰、有了不起的知識和禮儀。他們國王的權力，全建立在智慧這個基礎上。」劇作的末尾，成吉思汗如此問道：「……我勝戰無數，有這麼多染血而令我愧疚的殊榮，我究竟得到了什麼？」對此，伏爾泰答道：「……天下眾生的淚水、嘆息和詛咒。」伏爾泰的這些話語，為蒙古人飽受近代人咒罵掀起了開端。
標舉為世間諸惡象徵
儘管伏爾泰加諸成吉思汗身上這麼多負面形象，但他的目標其實是他有所忌憚的法國國王。他藉由世間一切邪惡之化身的蒙古人，闡明法國人的特性。其他作家迅即起而效法，將蒙古人標舉為世間諸惡的象徵；蒙古人成為文學界、科學界惡言的受害者。
義大利詩人暨劇作家卡斯蒂（Giovanni Casti），則以拐彎抹角的方式，寫出新式的評論文章。他在哈布斯堡朝廷待了很長時間，後來又投效俄羅斯的凱薩琳大帝（Catherine the Great）。他不願公開批評曾支持過他的君王，於是在《韃靼詩》（Poema Tartaro）和一七七八年的歌劇《韃靼大汗忽必烈》（Kublai, the Great Khan of the Tartars）中，藉蒙古人的形象來以古諷今；為該齣歌劇編曲者，就是在哈布斯堡朝廷裡與莫札特（Wolfgang Mozart）互爭高下的薩利耶里（Antonio Salieri）。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看出劇中潛藏的危險想法，唯恐鼓動革命人士，於是禁止該劇演出。
但在諸多聲稱亞洲人低劣的論據中，危害最大者不是來自歐洲哲學家、藝術家筆下，而是出自科學家，這些啟蒙運動催生出來的新型知識分子之手。十八世紀中葉，法國自然學家布豐（Compte de Buffon）編纂了史上第一部自然史百科全書，書中以科學的論調描述世界上各大族群，並將蒙古人列為亞洲最重要的民族。他的描述彷彿重現了五百多年前巴里、托瑪斯那激動而偏頗的著作。「唇大而厚，上有數道橫向裂紋；」布豐如此寫道。「舌長而粗，表面非常粗糙。鼻子小。皮膚為淡淡的污黃色，欠缺彈性，看上去顯得身軀過於龐大。」他稱韃靼女人「和男人一樣畸形」。
在他眼中，他們的文化就和他們的長相一樣醜陋：「這些部落大部分的人不知宗教、道德、禮貌為何物。以打家劫舍為業。」他的法文著作翻譯成歐洲各大語言版本，成為十八、十九世紀經典的資料來源之一。
歐洲科學家殫精竭慮地將萬物分門別類，從狗、馬的品種到玫瑰、蒲公英的種類，全是他們分類的對象。一七七六至一八三五年一直在哥廷根大學擔任醫學教授的日耳曼動物學家布盧門巴赫（Johann Friedrich Blumenbach），他根據比較解剖學，特別是依膚色、髮色與眼珠顏色、顱骨種類、臉部五官（例如鼻、頰、唇的大小、形狀），為人類建立了動物學上的分類。根據他的研究，人類分為非、亞、歐三個主要人種，以及美洲、馬來兩個較次要的子分類。他認定亞洲人源自蒙古，因此將所有亞洲人全歸類為蒙古人種。歐洲科學界迅即採納他的觀點，將這當作顛撲不破的科學真理。
當然，這一分類體系裡也隱含了蘇格蘭科學家錢伯斯（Robert Chambers），在其一八四四年暢銷著作《造物遺痕》（Vestiges of the Natural History of Creation）中所闡述，不同人種有進化高低之分的觀念。他解釋道，「各人種的領袖人物，正代表了發展成最高等人種（或說是高加索人種、白種人）過程中的不同階段。」相較於白種人，「蒙古人種是停止生長的新生兒。」（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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