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史話－先從不受老師之惑做起
2019/05/08
胡適之先生講學一輩子的要旨，就是叫他的學生們「做個不受人惑的人」。──「不要讓人牽著鼻子走!」所以我們繼承胡學、研究胡學，就千萬不能忘掉這一條胡適遺教的中心要義。對老師我們要「半肯半不肯」。其他有關胡適的科目，如「新思想」、「新文學」、「新詩」、「白話文」、「實驗主義」等等，無一而不要走向這條路。其實胡適又寫過幾篇深入的研究實驗主義的論文呢？一篇也沒有嘛。但是今日又有誰能把「胡適」與「實驗主義」分開呢？「胡適」就是「實驗主義」；「實驗主義」就是「胡適」嘛。朋友！這就是胡適在歷史和社會上的作用；也是歷史和社會對胡適的栽培啊。這相互為用的發展程序，是個歷史的「偶然」；也是個歷史的「必然」啊！
若全肯，即辜負先師也
但是我個人這一看法，只能為我祖國的知者道，而不能與生長於異文化的洋人言也。我記得二十多年前我在哥大時，便曾向哈佛來訪的研究生賈祖麟（Jerome B.Grieder「胡適與中國文藝復興」的作者）作如上的解說。那時他顯然沒有聽得進。他後來大著上那些對胡適並不太重視的評語，事實上都是中西文化隔閡的結果──不同文化的漢學家很難了解中國「聖賢」在歷史上、社會上，所起的作用呢。
我在這裏，把我的老師胡適之說得與聖人同列，有些反胡的朋友們，可能早就嗤之以鼻了。其實我這兒？重的也只是他在「第三類」的貢獻──「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這一面。
近百年來在現代西方各種新制度的挑戰之下，我們傳統中國那套老生活方式搞不下去了。我們需要一個適合「現代」的新的民族意識，和一個嶄新的生活方式。在尋覓這個新意識、新方式的無數賢達之中，適之先生實在是一位最全面， 也最有成績的，繼往開來的大師。因此這個「胡適的幽靈」（胡氏生前自嘲語），今日還在海峽兩岸，大顯其聖。他也是今日斯民所仰，惡魔所懼的最大神靈。對這座偶像，我們應該焚香頂禮到底。
至於胡適在「第一類」所作的學報性的原始貢獻，他也不過是個戴東原、陳寅恪罷了。余英時說:「胡適學術的起點和終點都是中國的考證學。」試問在中國學術史上，哪一位考證大師的考證，是無懈可擊的呢？
說到胡老師那套「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方法」，那也只是七十年前的陳槍爛砲，早該進博物館了。我們應該承認它在歷史上的貢獻；我們更應該知道，那一套在現代已經大大的落伍了。何炳棣所謂「雕蟲小技」也。
胡適在「第二類」啟蒙性的貢獻，是驚天動地的。但是啟蒙畢竟是啟蒙。如只是啟蒙而不臻於成熟，那就流於膚淺幼稚了。啟蒙作品是革命宣言、牆上標語。煽動性很大，時間性也很大。一旦時過境遷，則意義全非。就說作新文學規範中「八不」的「不用典」一條吧，首先犯禁的竟是胡適之自己。他在後來寫的那一篇重敘文學革命緣起的文章，其題目竟然叫「逼上梁山」。「逼上梁山」不是一條典故嗎？在胡適那時，「逼上梁山」可能只是「不避俗語俗字」，而在我們現在，那就是百分之百的「用典」了。胡適「知法犯法」，「不用典」云乎哉？
不准考生用文言作文
再說陳獨秀、胡適當年，為大力推行白話文，矯枉過正，北京大學在招生考試時，考生竟不准用文言作文。那時考生人人會作文言。為提倡白話非強迫他們改變一下不可，未可厚非也。七十年過去了。大學考生如今人人也都會寫白話， 不會寫文言了。如果「文言」今日仍然是投考北大的門禁，那就豈止食古不化哉？簡直是「十分混帳」了。
再說「白話詩」（今日叫做「新詩」）吧。胡適當年提倡的目的，是要它「語體」易讀、易懂，「作詩如作文」。可是七十年發展的結果，恐怕天下文字，沒有那一種比中國目前的「新詩」，更難懂、更難讀、更朦朧、更晦澀、更「不合文法」了！這也是「新詩老祖宗」胡適當年所未曾想到的罷。
所以我們研究和繼承「胡學」，不能教條化，更不能食古不化。我們要掌握他歷久不磨的真知灼見；我們也要練習我們自己，知昨是而今非的判斷能力。我們的老師是「聖之時者也」。
適之先生生前教導我們，最歡喜徵引「洞山和尚」的故事。
洞山和尚最敬重他的老師雲崖和尚。於是有人問洞山，「你肯先師也無？」（贊成老師的話嗎？）洞山說，「半肯半不肯。」又問，「為何不全肯？」洞山說，「若全肯，即辜負先師也。」
胡適之先生講學一輩子的要旨，就是叫他的學生們「做個不受人惑的人」。──「不要讓人牽著鼻子走！」
所以我們繼承胡學、研究胡學，就千萬不能忘掉這一條胡適遺教的中心要義。對老師我們要「半肯半不肯」。
我們要不受人惑，就要先從不受老師之惑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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