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5/26 王雲五
從政之初，上海的工商界對我抱有頗大的期望，就是期望我以來自上海工商界的立場，遇事為上海工商界維護。我也曾對人說過，此時上海工商界對我的期望，將來或不免會變成失望。
國務會議兩星期舉行一次。按照組織法，其所討論及決議事項規定為（甲）立法原則，（乙）施政方針，（丙）軍政大計，（丁）財政計劃及預算，（戊）各部會長官及不管部會政務委員之任免暨立法委員監察委員之任用事項，（己）院與院間不能解決事項，（庚）主席交議事項，（辛）委員三人以上連署提出之建議事項。
因為國民政府委員會是最高的國務機關；其討論及決議事項亦有明白規定，一切繁瑣之案都不會提到國務會議，祇有追加預算案特別多，但事前經行政院及該院預算委員會詳加研討，到了國民政府，復經主計處按照規定程式編列，然後提會，各委員為著尊重行政院之試行負責制度，無不照案通過；其對於人員之任免亦大致相同。
因此，國務會議的議案，大都是無需經過長時間討論便可通過的，間有較複雜之議案，則國民政府委員會復組織關於政治法律及經濟三個審查委員會，分別由主席指定國府委員及各部會長官為委員，每一委員會設召集人二人。我是和國府委員邵力子氏同被指定擔任經濟審查委員會的召集人，一年之間移付審查之案，在經濟審查委員會中僅得二三件。此類較為複雜的案件，既經審查，則重提國務會議時，大都按照審查意見通過。因此，國民政府委員的職務是很為清閒的。
副院長的任務
行政院副院長，除因院長缺席當然代理其職責外，平時本無專責。但我的素性，不慣於坐食或伴食。既食國家之祿，自不能不儘可能多少做一些事。
因此，在我到政院以前，先把工作考慮一下；到院的第一日，和張院長正式相見時，談到我所能協助之處，我自動表示願從三方面致力，一是對於政務會議的議案擬多注意，二是對於預算案尤願注意，三是擬以若干時期巡行各地，視察地方行政。張氏對於我的主張都很贊同。後來我在行政院一年間的工作，便集中於上述一二兩項，同時為著一二兩項工作的意外繁忙，卻把第三項工作竟全犧牲了。
關於行政院的會議，張院長時期和宋院長時期完全不同。照例行政院會議每星期舉行一次，為時半日，約三小時。宋院長時期，往往兩小時便議畢散會；而張院長時期，則不僅每會至少須延長一小時，且每星期往往多開一次會，同時還增加了許多小組會議。此種差別，不僅是由於宋張二氏的作風不同，而且政院的性質亦自有別。
宋院長有果斷的性質，對於議案之處置，往往不待各部會長官發言，即發表其個人的處理辦法，苟無異議，便作為通過。張院長富於民主精神，每案必徵詢各委員意見，贊同或反對，咸暢所欲言，然後決定。此固僅關作風之不同；但政院的性質，在宋院長時，猶純屬訓政，除我與交通部長俞大維氏係以無黨派之身參加外，各部會長官皆係國民黨員，黨的主張即成為政府的主張，院長既為國民黨所推戴，則構成政院各部會長官之國民黨員自無何異議。
我間或提出一些意見，宋院長決斷很快，是否可行，往往應口而出，因是，會議的時間便節省了不少。張院長的時期，既以按照政協決議，擴大政府基礎為號召，行政院係由政務委員所構成，各部會長官皆兼任政務委員，此外尚有不管部會的政務委員若干人，而其人選則各黨派及無黨派者皆按協議的比率而分任；故在組織上業與前此一黨訓政時不同；蓋已成為進入憲政的過渡內閣，而參加政院者無不欲盡情發揮所見。
擔任主席處處留心
這兩任行政院還有一個重大的差別，就是在宋院長時期，政院會議所討論的議程，與議者係以部會長官的資格出席，故於事不關己者往往不發言，彷彿僅為關係部會對於行政院的建議，院長如認可，則除與有利害衝突之其他部會長官表示異議外，幾無他人發言之必要。在張院長時期，則與議者皆為政務委員或兼任政務委員，無論議案與本人主管部會有無關係，咸認為一經通過，則全體政務委員皆應共同負責，如有所見，自不得不發言。
由於上述的關係，政務會議，除須延長時間並增開次數外，遇著較複雜的議案，便不得不指定若干政務委員從事審查，而小組會議遂日漸加多。這些小組會議，如果要我加入的，照例都由我擔任召集人，加以經濟委員會隨同行政院改組為全國最高經濟委員會後，一變前此向不開會的作風，而為兩星期一次的固定會議與無數的小組會議，而這些小組會議也往往由我召集；因此，每星期我所參加和主持的會議和小組會，平均總有六七次，最多者竟達十餘次。
我向來辦事不肯草率，對於會議亦然，每次幾乎是最早到與最遲退，而且一次會議未能解決者，不願因時間不敷而草草了結，往往還要延會一次。在這些小組會議中，由於時間的充裕，問題的專一，討論時可以窮原竟委，不厭求詳，而擔任主席的必須歸納眾議，作為結論，尤不得不處處留心，因此，我在這些小組會議中委實獲得不少的行政知識。我所主持的小組會議，範圍殊廣，除軍事外交外，凡內政財政經濟教育交通等，無不具備。
其後，我又主持預算委員會，任何政務都免不了預算的關係，故上述範圍以外的事件也多涉及。在我主持這些小組會議當中，對內方面，由於我之遇事認真，處理也有條不紊，在同人中頗得好感；但對外方面，則任何決議，總因利害關係不同，自難盡如人意。關係人總覺得我是會議的主持人，而主張最有力，對於我便有許多不滿，尤其是上海的工商界。
上文我曾說過，在我從政之初，上海的工商界對我抱有頗大的期望，就是期望我以來自上海工商界的立場，遇事為上海工商界維護。我也曾對人說過，此時上海工商界對我的期望，將來或不免會變成失望。我在經濟部任內，因我主張之嚴正，尤其是對於紡織業界的管制認真，已漸引起不滿，到了行政院以後，這些不滿的事件逐漸加多，總括起來，對於資產階級，我好像犯了三大罪，而對於勞工階級，似乎也開罪了一次。（待續）
編輯 / 王小明
【巴西華人資訊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