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移民”一詞，辭海中的解釋是：遷往國外某一地區永久定居的人。也就是說，當你移民到某個國家，那麼就成為了某個國家的人，並以移民國家公民自居。
但這個“普遍共識”對20世紀前期，在巴西的日本移民卻不適用，對於他們，可以用一句話形容就是“身在巴西，心在日本”。
20世紀移民巴西的狂潮席捲了兩個國家：日本和德國。日本自1908年開始到1942年斷交，共向巴西移民18萬人，再加上其他國家進行的二次移民，使得巴西的日本移民數量已達20萬人。
而德國就更厲害了，據統計，德國移民巴西的約有100萬人，是日本的5倍之多，雖然兩國都向巴西進行了大規模移民，但因為兩者目的、文化的不同，使得兩國在巴西的移民社會狀態也是截然不同的。
首先說德國，德國大規模移民其實是帶有“任務”的，其性質和抗戰時，日本向中國東北移民性質一樣，希望通過人口來達到“佔領”的目的。
就巴西德國移民社會而言，在20世紀30年代，希特勒便宣傳要把巴西變成一個“新的德國”。——《美洲簡史》
因此，為了控制美洲這片沃土，納粹德國的手段可謂是無所不用其極：這一時期巴西境內約2000所德語學校與3300個德國人團體，以及各種考察團、旅行團，都成為納粹德國在巴西開展間諜活動的中心。
這一特點的存在，便決定了巴西德國移民社會必須採用一種外向型、擴張型的姿態，各種機構的設立、各種團體的結成都是為了保證本國勢力能夠在巴西得以順利擴張。
但巴西日本移民社會則不同，日本政府將國民送到巴西的根本目的，是解決國內的人口過剩問題，並利用這些移民向母國源源不斷的匯款，來獲取近代化高速發展期所急需的資本。
日本當局並沒想過“佔領”巴西，只是借助巴西的資源緩解本國人口壓力，甚至幫助建設日本經濟。
在這樣的特點之下，再加上“日本人行為模式中所具有的強烈集團主義傾向” ，使得巴西的日本移民聚集到了一起，建立起了數量眾多的“封閉式”日本人移民地。
之所以說“封閉”，是因為巴西日本移民社會已經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社會運作體系，包含醫療、教育、安全等幾乎所有正常社會擁有的體系，而管理這些體系的正是日本駐巴西領事館。
在領事館的領導下，移民社會中的各種機構與團體成立的根本目的，是確保日本政府對該移民社會的有效控制以及移民對母國的忠誠。
在這樣的體制之下，以領事館為橋樑，日本政府向巴西日本移民社會投入了人力與物力，在經濟、生活、文化教育等不同領域設立各種團體對其進行控制，以確立移民們身為“日本人”的身份認同。
當時，幾乎每一個日本移民聚集地都設立了至少一所日本人學校，成為了國內軍國主義、國粹主義教育在異國他鄉的延伸。
截至1939年，共有486所這樣的學校散佈在巴西境內大大小小的日本人聚集地。“弘揚日本精神、為祖國奉獻自己的一切”成為了教育的主旨。
為了保證“忠君愛國”思想在移民社會能得到徹底的灌輸，日本政府甚至向這些學校派遣了教師和軍隊教官。
並通過日本圖書、日本電影等多種手段確立日本移民、尤其是第二代移民擔負起日本雄飛海外的使命感，同時“萬勿失卻有朝一日衣錦還鄉的信念”。
這便決定了巴西日本移民社會與同時期的德國移民社會截然相反，呈現出了一種內向型、保守型的姿態，以維持該社會的純潔性，從而確保其對母國的忠誠。
因此，當納粹德國千方百計利用其本國移民來擴張自己在拉美的勢力，甚至鼓勵他們與巴西本地人通婚，以取得巴西國籍的時候，巴西日本移民社會卻在竭力控制自身的對外交往。
一方面，在移民社會內部，建立了各種完備的社會體系以減少移民對巴西社會的依賴，除了學校、醫院、出版等，巴西日本移民社會甚至構築起了一套自身的郵政系統。
另一方面，它體現出極強的排外性，各種社會組織幾乎都明確規定了外國人不得加入，至於與當地人通婚，就更鮮有人嘗試了。
即便在早期日本移民社會內部男女比例失衡，許多達到適婚年齡的日本男青年寧可迎娶素未謀面、僅從老家寄來的相親照片中挑選出的日本女子，即所謂的“照片新娘”。
部分移民甚至花費大量的時間與金錢專程回國娶妻，也不願與巴西當地人通婚。
可以說，巴西日本移民社會已經具備了，自身從上到下的一套統制機關與社會運作體系，宛如巴西國中的“國中之國”。
但該社會體系形成的背後，所透露出的是日本移民所具有的“暫居客”心理。
1915年，日本在夏威夷的移民向母國的匯款就達到了250萬美元，之後陸續回國的 10663名夏威夷日本移民所帶回的鉅款也促進了其家鄉的經濟發展。
嘗到甜頭的日本政府於是加大了對該政策的支持力度，並在移民募集過程中，大力宣傳移民海外所能獲取的巨大經濟利益。
當時，在警視總監與外務省通商局的首肯下，皇國殖民會社發行了一本名為《舞樂而留國情報書及航海者心得》的宣傳冊，上面寫道：
“每日，一個三口之家可以獲取最多 3元60錢的純收入。”
參照當時日本小學教師入職工資10-13元、銀行職員月35元、通過國家公務員上級考試者月50元的平均工資水準來看，移民他國確實意味著飛黃騰達。
由此，“巴西”國名按其日文發音被譯為“舞樂而留國”是再貼切不過了，而傳聞中巴西的主要作物咖啡，也被世人視為“黃金樹”。
移民巴西的日本人主要由貧苦農民與無權繼承家業、靠長兄撫養的次子與三子構成。不難想見，因為經濟地位與社會地位均居於劣勢，財富成為他們此時最重要的訴求。
“陶醉在移民募集員編織的黃金夢中，迫不及待地簽訂了契約。這邊的青年方才放言五年後必攜五萬元鉅款衣錦還鄉，那邊便叫嚷著不掙滿十萬誓不回國，其舉止言談間仿佛財富已然到手”。——《日裔巴西移民史》
由此，當時回應這一號召的日本人群情踴躍，更有部分民眾以自費的形式前往巴西。
但其中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移民之所以願意遠涉重洋，前往位於地球另一側的未知國度，是基於他們在那裏能夠掙得大量財富，而當他們達成各自心中的預期目標之後，是終將榮歸故土、光耀門楣的。
這也與他們期望改善自己生活境遇與社會地位的初衷是一致的。對他們來說，在外國的成功並非自我價值的實現，只有把這個成功帶回祖國後，才具備了相應的意義，否則如錦衣夜行。
因此，移民巴西不過是他們漫長生涯中的一段“外出打工經歷”罷了，只是在時間與距離上相對來說較為長遠。而巴西不過只是一個“臨時住所”，自己不也僅是此“住所”中的“客人”。
存在於移民中的這種“暫居客”心理無疑是承襲自日本傳統文化中的家族觀念。在傳統的日本社會中，如果將自己定義為別人家中的客人，即便身處其中，也並非屬於其成員之一。
這也意味著他不需要對這個“家”負有任何責任，自己也是對方照顧的對象。但作為回禮，他需要保證自己的言行不會對別人家的家風產生不良影響以及為對方增添麻煩。
同樣，既然自認為是巴西的“客人”，那麼自己即為受到巴西照顧的對象，遵從巴西的“家風”則是理所當然的。而諸如將日本宗教帶到巴西，或是參與巴西國內的政治生活等，都被視為給“家主”增添了麻煩。
因此，戰前日本移民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就是
“神也好，佛也罷，政治家也罷，我們都把他們留在了日本，隻身前來。”
此外，若不幸亡故於巴西，也被移民們視為“客死他鄉”，如當時流傳於移民社會的一首歌謠：
原只望衣錦好還鄉，
而今方知比夢還渺茫，
終歸只能落得客死他鄉無人葬。
雖然那時的日本移民不會清晰的認識到自己所具有的這種心理，但他們卻無意識地將這種“暫居客”心理反映到了上述諸如此類的日常言論及歌謠之中。
而這種“暫居客”心理的存在，也取代了其身為移民的自覺。它雖然使日本移民對融入當地社會持消極態度，但加強了其內部的凝聚力。
在此，我們應當特別注意此時日本移民的特殊狀態：一方面，他們存在並生活在巴西社會之中；而另一方面，他們卻認為自己仍是日本社會的一份子而拒絕為當地所同化。
而在這種“暫居客”心理影響下構築起來的巴西日本移民社會，自然也會反映出相同的特徵：一方面，它存在於異國之中；另一方面，它與母國緊密聯繫而拒絕與當地社會發生關係。
但同時，巴西日本移民社會與母國看似緊密的聯繫實際上又是如此脆弱，當30年代末期，巴西當局開始禁止發行外語刊物的禁令出臺。
之後的1942年1月28日，因日本與巴西國交斷絕，使得日本領事館及外派官員被遣返回國之後，這個孤立、排外且在語言文化方面固步自封的移民社會，與外界的聯繫便被完全切斷了。
所以裕仁在8月15日向日本國民宣佈戰爭結束之後，巴西日本移民社會並沒有隨著母國日本一起步入“戰後”，而是定格在了戰時，並以“戰時日本社會”的姿態在戰後的巴西社會中存續下來。
因此當日本戰敗的消息傳來時，要求這個活在過去的群體迅速轉向，幾乎是不可能的，由此導致這個群體產生巨大騷亂，甚至一度發展到恐怖襲擊、暗殺的程度。
而日本移民心中對祖國必勝的信心之強，就算巴西政府澄清日本已經戰敗，也無法讓他們相信，他們堅信“神國不敗”，所謂的“日本戰敗”都是謠言，是敵人打擊他們手段而已。
直到1951年9月8日三藩市合約的簽署，日本與美國等國家實現媾和，再次重啟日本向巴西移民活動，使得巴西日本移民再次與母國聯絡上，在母國的安撫下，躁動的日本移民終於平息了下來。
編輯 /邱玉芳
【巴西華人資訊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