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經濟專家：蓋德斯的數字稅將加劇稅收不平等
2020/08/20
研究顯示，CPMF（金融交易臨時貢獻）對最貧窮階層的負擔比最富有階層高一倍以上。
專家說，與之前的CPMF相同，政府打算建立的新“數字稅”將對最貧窮階層形成更大的負擔，從而擴大了國家的稅收不平等。
據分析人士稱，政府為創造該稅收而作出的補償承諾不足以彌補廣泛徵稅對經濟造成的扭曲。其補償包括：免除工資稅，增加所得稅的免稅範圍，以及擴大家庭補助金。
此外，有學者認為：新稅收產生的潛在收入增長用於擴大對貧窮家庭補助金的計畫，也因支出上限而被遏制。
經濟學家佐肯（Maria Helena Zockun）在2007年（CPMF失效年份）發表的一項研究表明：當時在產品及服務、生產和銷售的各個階段徵收0.38％稅率，最後會平均成為家庭消費的1.32％。
佐肯計算得出，除了具有比預期更大的占比外，CPMF對窮人造成的負擔更大。
這是因為該階層消費的產品多於服務，而產品的鏈條更長、積累的稅更多。此外，貧窮階層將全部收入用於消費，而富裕階層會將收入的一部分用於儲蓄。
經濟學家預估，由於這兩種影響，收入不超過2個最低工資的家庭所承擔的CPMF的稅率會達到2.2％。 對於最低收入超過30個最低工薪的家庭來說，其繳費比例則為1％。
經濟學家還表明，CPMF的回歸更是加劇了稅收不平等。加上直接和間接稅（工業稅，流轉稅，收入稅，所得稅，勞務費，車輛購置稅，土地稅，服務稅和金融交易稅），最貧窮階級將其收入的51％用於交稅，而最富有階級則為27.2 ％。
“由於我們的稅收關注重點是生產而不是收入，因此稅額已經算在產品價格了。許多人購買商品時甚至沒有意識到自己正在納稅” ，Fipe（經濟研究基金會）現任研究主任佐肯說：“那些比較富裕的家庭不會將所有收入花在消費上，所以不太容易受到消費稅的影響。”
她認為，此次經濟團隊計畫的“數字稅”與2007年CPMF的效果應該沒有太大區別。“這不會有太大的改變，我們的消費結構與13年前沒有不同”。
對於經濟部特別顧問多明戈斯（Guilherme Afif Domingos）而言，新稅種的影響將被以下方式抵消：
- 完全免除雇主的社會保障金（不超過最低薪） ；
- 雇主需繳納的工資稅從20%降至15%；
- 個人所得稅的起征點從1900黑奧上調至3000黑奧；
- 家庭補助金的金額從目前的200黑奧增加到接近300黑奧，並包括另外的600萬受益人。
面對加劇稅收的不平等、產品價格受影響、產品生產鏈增稅等批評的聲音，多明戈斯表示出不同意見。他的助手說：“他們在利用窮人作為盾牌來掩蓋自己不想要的東西。他們要自己操控利益。”
他說：“開展這個專案的是那些與金融業有關的經濟學家。如果每個人都支付一點錢，政府就可以提高集資額，因為沒有逃稅行為，而傷害窮人的方法就是逃稅。”
對於佐肯而言，政府計畫的補償不足以平衡新稅帶來的扭曲。這也將給出口和投資帶來負擔，並影響代理商的決策。而代理商往往會創造出規避稅收的方式。
“這是一種扭曲的補償方式，有更好的方法來消除工資中的費用，例如，調整所得稅”。 她說：“原則是不應該在系統中造成扭曲，這會使經濟效率降低，因此它所產生的增長要少於可用資源所能帶來的增長。”
Insper教學科研所稅收中心的研究人員阿爾維姆（Leonardo Alvim）提出另一個論點：“上限凍結了支出，只能通過通脹來糾正。如果將收入增加一倍、三倍或四倍，便無法花費更多。 因此，新CPMF產生的任何收入都不能用於家庭補助金，這是一項支出。只能通過削減另一筆費用來產生新的費用，而不是通過新的收入來產生。”
FGV經濟研究所的研究人員杜克（Daniel Duque）評估說，事實上，如果新的數字稅被創造出來的話，可能會加劇不平等現象。特別是在緊急援助即將結束、疫情期間許多工作單位關閉的現狀上，情況只會惡化。
杜克回憶說，在冠狀病毒危機中，因最貧窮階級的收入靠緊急援助而急劇增加，導致不平等現象有所減少。
基於巴西國家地理統計局（IBGE）的資料，他估計，今年6月，巴西所有收入的基尼係數（包括政府轉移支付的指標）從2019年第一季度的0.5620降至0.4835。基尼係數是不平等的度量標準，範圍從零到一，越接近零，平等性就越大。
杜克說：“隨著幾個月後緊急援助的結束，將會加劇不平等的現象。”
他認為，CPMF的重建將惡化這種本已不利的情況，並且有悖於國會正在討論的稅制改革，後者旨在通過創建增值稅（VAT）來抵消累積的消費稅。
杜克說：“國會正在討論的稅收改革，即使不改變所得稅，也將會減少徵收的不平等。但是，現在這種稅制將使事態朝相反的方向發展，增加了稅收的不平等，並造成負面影響。”
編輯 / 王小明
【巴西華人資訊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