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學者：新冠疫苗民族主義與多邊主義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查道炯9日在陸媒《環球時報》撰文指出，新冠疫苗的多邊主義安排，不可簡單化地理解為與「疫苗民族主義」形成對抗。特別是在應對新冠疫情的挑戰中，病毒的傳播不分國籍、不認國界，也不認經濟體和個人支付能力的差距。盡可能多的經濟體盡可能早地得以通過疫苗接種而實現群體免疫，不同經濟體之間的經貿和人員往來，就有望盡快恢復常態。

查道炯說，世界對取得重大進展的疫苗寄予厚望。但疫苗不是一般性產品，目前已向世界衛生組織（WHO）報備的在研疫苗有40多款，其中已進入第三期臨床試驗的9款中有4款是中國企業研發。研製、生產一款疫苗的經濟和技術投入極高，產能必須以品質保障為前提。這決定了僅有少數經濟體能做到自研自用。

查道炯表示，基於全球新冠疫苗供應劑數的不確定性，以及與有接種需求人口之間的龐大差額，獲批產品推出初期出現供需短缺是難免的。WHO連同全球免疫聯盟（GAVI）、由蓋茨基金會資助成立的流行病防範創新聯盟（CEPI）在今年9月發布的「新冠疫苗實施計畫」（Covax Facility）列出的目標，是在2021年末有20億支疫苗可供中低收入經濟體使用。參與該計畫的經濟體有望滿足其20％的人口接種需求。

查道炯稱，當下，在科技上有研發能力、經濟上有支付能力的發達經濟體，「疫苗民族主義」是普遍性選擇。據稱，美國、英國、歐盟和日本已鎖定了13億支潛在新冠疫苗的使用權。

疫苗分配的可及性僅是世界面臨的挑戰之一。如果以同物同價為原則分配新冠疫苗，對多數中低收入經濟體而言，將處於可望而不可及的窘境。「新冠疫苗實施計畫」是一種多邊主義安排，被其推出者稱為「自巴黎氣候協定以來最具雄心的國際合作」。

查道炯指出，必須看到，「疫苗民族主義」行為有歷史先例。例如在2009-2010年的H1N1病毒疫情應對過程中，少數發達經濟體選擇了以研發和支付能力為基礎而抱團互助，甚至囤積疫苗，等本國接種需求充分滿足後才開始謀畫向其他經濟體推出。但此時疫情已經基本結束，因此出現了疫苗過剩。可見，「疫苗民族主義」是一把雙刃劍。

查道炯提出，疫苗採購若是以產品的國別屬性為核心指標，那將是「疫苗民族主義」的另一種形式。有違基礎醫療常識，也許能博得一時的政治運作收穫，但實質上是對其國民不負責任。

查道炯分析，根據業已公布的「新冠疫苗實施計畫」，中國在單價方面因人均收入水準處於中等偏高階梯而不會得到特別照顧。即便如此，在這一計畫中，中國將有機會成為產品的供應方和採購方，特別是在國內產能不足以滿足需求情形下。作為供應方，加入集體談判可節約雙邊談判所需的人力和物力。總之，「疫苗民族主義」和多邊主義之間在進行著一種競賽。多邊計畫有利於為未來可能出現的多種情景做準備。

編輯 / 羅志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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