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的收入分配不均問題日益嚴重，加劇了社會政治局勢的惡化。根據巴西統計局發佈的最新國民帳戶資料顯示，在2017年至2021年期間，利潤（富人的主要收入來源）增長速度超過了工資和社會福利（貧困人口和中產階級的主要收入來源）。這一趨勢反映了巴西經濟的結構性變化。
工人談判權的喪失解釋了工資收入的停滯。在經歷了20年的實質性工資增長（1994-2016年）後，工資在特梅爾和博爾索納羅執政期間停滯不前：2017年至2022年間僅增長了0.2%。2017年的勞動法改革降低了雇主的成本，但並未產生承諾的數百萬正式就業。這項改革惡化了勞動市場，導致低技能服務行業的非正式就業比例增加。
此外，工資在國民收入中所占比例的下降也歸因於特梅爾和博爾索納羅的反國有化邏輯，導致公務員工資的凍結以及根據公共服務管理和創新部（MGI）的資料，73000名退休公務員的崗位未被填補。
對公務員“特權”的普遍批評忽視了公共部門內部的不平等。例如，根據國庫的資料，2017年至2022年間，現役軍人的實際收入增長了2%，退休軍人增長了7%，而現役文職公務員的實際損失達到了11%，退休文職公務員的實際損失達到了8%。
此外，公共部門的減少和薪酬降低削弱了經濟的工資需求，並使勞動力市場的系統性貧血成為常態，即由於技術經濟的喪失和我們的出口減少，高學歷的工作機會稀缺，薪酬獎勵逐漸減少。
在利潤方面，市場權力集中、稅收豁免、數位化和自動化與“個體經營化”的推進相結合，通過將工人作為法人聘用，將勞動收入轉化為企業利潤。
這種數量上的轉變意味著質的變化。被排除在乾癟的正式就業保護網路之外，被轉化為“自我企業家”的工人在分配鬥爭中改變了立場，並擴大了已經脆弱的工作利益的分裂。無論是通過工資還是通過利潤，最好的報酬都流向了最富有的人，這受到了機會獲取不平等的推動，與家庭結構和財產、社會聯繫以及資本所有權的集中、信貸和稅收優惠有關。
在2017年至2022年期間，農業活動的收入（大部分免稅）實際增長了140%，主要惠及最富有的階層。巴西傑圖裡奧瓦爾加斯經濟研究所（Ibre-FGV）的瑟若爾Sérgio Gobetti的技術說明顯示，在農業主導的州，最富有的0.1%的實際收入增長率分別達到了117%（馬托格羅索州）、99%（南馬托格羅索州）和78%（托坎廷斯州）—相比之下，全國同一收入階層的增長率僅為42%。
與此同時，農業僅新增了巴西總就業崗位的4%，農業員工的實際工資增長率平均為0.5%（Cepea-Esalq/USP），即最近大宗商品的繁榮並沒有惠及收入分配的基礎。
編輯 / 王子明
【巴西華人資訊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