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伊朗首都德黑蘭,街頭景象正在出現過去難以想像的變化。
女人們坐在露天咖啡館裡,沒有戴頭巾,甚至有人穿著露臍上衣;男人穿著短褲,女性則穿著緊身褲,一起在公園運動。人行道上的街頭音樂響起時,女性甚至停下腳步隨著音樂跳舞。這些原本可能招致道德警察干預的行為,如今在德黑蘭部分地區已變得相當常見。
美聯社報導指出,根據社群媒體流傳的影片,以及記者在德黑蘭實際觀察到的街頭景象,都顯示伊朗對女性服裝規定的執行力度,較過去明顯降低。尤其在首都北部較富裕地區,越來越多女性直接不戴頭巾走在街上。
美聯社記者先前在德黑蘭塔拉漢廣場(Rahahan Square)及附近市集實地觀察時,也看到不同年齡層女性沒有佩戴頭巾;甚至,一些女性在警方附近經過時,也沒有遭到盤問與干預。在部分公共場所,即使牆上仍掛著要求遵守伊斯蘭頭巾規範的告示,女性仍可能不戴頭巾自由出入。
穿衣解放對伊朗而言具有特殊意義
1979年伊斯蘭革命後,強制女性佩戴頭巾成為伊斯蘭共和國的重要社會規範。過去在執法最嚴格的時期,道德警察與巴斯基民兵(Basij),都會在街頭巡查女性服裝,女性若被認定沒有正確佩戴頭巾,可能遭到警告、罰款、拘留甚至進一步處置。
但如今,大量女性已經開始公開不戴頭巾。這項變化的轉折點,是2022年9月22日,庫德族少女阿米尼(Mahsa Amini)死亡事件。阿米尼因涉嫌沒有按照規定佩戴頭巾(其實只是一縷頭髮冒出頭巾),遭到道德警察拘留,之後就死在拘留所,這起事件引發全國性的「女人、生命、自由」抗議運動。

聯合國調查團後來認定,阿米尼遭到伊朗道德警察施加的身體暴力,並認為她的死亡與遭受的暴力有關;隨後的抗議遭到安全部隊鎮壓,造成500多人死亡、逾2萬人遭拘留。
2022年之後,伊朗女性挑戰頭巾規定的方式逐漸從「把頭巾往後推、露出更多頭髮」,轉變為直接摘掉頭巾。
持續不停的「服裝革命」使伊朗政府陷入兩難
然而,伊斯蘭共和國內部的強硬派勢力,仍然認為頭巾是不可退讓的象徵,這些人多半是宗教派系,有權力有財力。另一方面,伊斯蘭世俗政府認為,如果再次動員道德警察恢復大規模執法,必然重新激起民眾的不滿。
如今,戰爭與經濟危機又讓這項矛盾更加尖銳。伊朗目前面臨美國制裁、貨幣貶值以及經濟困境,加上戰爭造成的社會壓力,使政府更加擔心任何新的社會衝突。
因此,伊朗世俗派官員認為,現在重新強力執行頭巾規定並不明智。
甚至,伊朗政治人物、最高領袖穆吉塔巴 ()的岳父戈拉姆()近日公開談及頭巾問題時,出乎意料的表示他也反對整頓服裝令,他說由於戰爭形勢,當局目前已無法像過去那樣把頭巾問題放在最優先。
居住在德黑蘭的活動人士、前政治犯納澤米()則表示,戰爭爆發後,頭巾問題反而更加敏感,因為當局「害怕抗議」。
這種擔憂並非沒有先例。伊朗今年年初曾因貨幣大幅貶值爆發抗議活動,示威很快從經濟問題擴大到要求推翻伊斯蘭共和國政權。政府隨後進行鎮壓。
對伊朗政府而言,在經濟困難、戰爭陰影與社會不滿同時存在的情況下,頭巾問題可能成為新的引爆點。
然而,強硬派並沒有放棄要求恢復嚴格執法。伊朗保守派媒體近期批評,女性摘除頭巾已經從單純違反服裝規定,發展成「宣揚裸露和放縱」,甚至被描述為「安全威脅」。司法部長埃傑伊(Gholam-Hossein Mohseni-Ejei)也呼籲對頭巾問題採取「謹慎而緊急的行動」。
在東部宗教城市馬什哈德(Mashhad ),最高領袖在當地的代表、資深神職人員阿拉莫霍達(Ahmad Alamolhoda)也將不戴頭巾的女性,及其他他所稱的「不信教」人士,描述為美國可以利用的國內力量,呼籲政府動用「一切資源」加以遏止。
部分保守派人士竟將矛頭指向較為務實的總統佩澤希齊揚(Masoud Pezeshkian),指責他阻止更嚴格的頭巾政策。
但問題在於,連部分負責監管文化與大學事務的官員都承認,現在重新強化執法可能危及社會凝聚力。
伊朗巴斯基民兵組織的新任領導人、強硬派人士塔伊布(Hossein Taeb)近期也警告,處理頭巾問題的方式不應損害「內部凝聚力」。
實際情況也顯示,政府正在採取比較謹慎的方式。伊朗當局曾短暫關閉部分德黑蘭咖啡館與公共場所,理由是違反頭巾規定,但目前並沒有全面恢復過去那種高強度街頭執法。
多名德黑蘭女性告訴美聯社,她們近期在公共場所甚至政府機關辦事時沒有佩戴頭巾,也沒有受到干涉;另有女性表示,她們通過街頭檢查站時,安全部隊也沒有因為沒有戴頭巾而攔下她們。
不過,這並不代表伊朗已經取消頭巾規定。相反地,相關法律與宗教規範仍然存在,女性仍可能因涉及「道德」的指控遭到處罰。歌手塞菲扎德(Hiwa Seyfizade)就曾表示,她因公開演唱會而遭判刑。
因此,目前伊朗形成一種特殊狀態:法律沒有消失,但街頭執法正在鬆動;強硬派仍要求恢復管制,但政府又擔心重新執法可能引發更大規模的社會反彈。
說來奇特,如今看起來保守的頭巾與面紗,在伊朗近代史上卻曾經一度成為「反抗權威、追求自由」的象徵;反過來,強迫女性摘除頭巾,也曾被視為國家以現代化之名干涉個人生活。
伊朗近代史的「頭巾拉鋸戰」
1930年代,伊朗君主禮薩汗(Reza Shah Pahlavi)為推動西化與現代化改革,於1936年正式推行強制揭面紗政策,禁止女性在公共場合佩戴傳統面紗,警方甚至會強行撕下女性的頭巾。對支持現代化的部分女性而言,這被視為女性走出傳統家庭、進入公共社會的重要一步;但對許多虔誠女性而言,這同樣是國家強迫她們放棄宗教與傳統生活方式。
到了他的兒子禮薩巴勒維(Mohammad Reza Pahlavi)統治時期,政府持續推動西化與現代化,女性穿著西式服裝日益普遍,但頭巾問題也逐漸從單純的服裝選擇,轉化為政治與身分認同的象徵。

1970年代,一些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尤其是大學生,反而開始採用具有伊斯蘭色彩的傳統服飾,將頭巾或黑色罩袍視為反對巴勒維王朝、拒絕西化與世俗化政策的象徵。她們參與反巴勒維示威時,黑色罩袍女性的身影相當醒目。
這形成一個相當諷刺的歷史反轉:在禮薩汗時代,國家強迫女性「摘下頭巾」;到了1970年代,一部分反對巴勒維政權的女性卻主動「戴上頭巾」,把原本代表傳統與宗教的服裝轉化成反抗國家權力的政治符號。學者指出,這些女性當時採用傳統伊斯蘭服飾,是為了表達對巴勒維政權的反對,但她們並沒有預料到,革命成功後自己反而會被國家強制要求穿著「伊斯蘭服裝」。
於是,到了1979年伊斯蘭革命推翻巴勒維王朝後,這些青年在歡呼聲中,迎來各種針對自己的人身禁制令。革命政權強制性要求全國人民都遵行伊斯蘭服裝規範,青年所擁護的反抗者,一下子就成了壓迫自己的專制者。
因此,頭巾在伊朗近代史上其實經歷了一場令人驚訝的政治角色輪替:它曾經是傳統的象徵,也曾是反抗西化政府的象徵;如今又成為神權政府要求女性服從的象徵,而公開摘下頭巾,反而成為部分女性挑戰政府權威的方式。
伊朗的「公民不服從」
律師兼前政治犯瓦斯馬吉(Sedigheh Vasmaghi),在伊朗北部透過電話說:「從某種意義上說,不戴頭巾的女性,是在對政府進行公民不服從運動。」
瓦斯馬吉是伊斯蘭法學學者,曾就伊斯蘭女性議題撰寫大量文章。她多年來都佩頭頭巾,就因為2023年的阿米尼之死,選擇摘下頭巾,並就伊斯蘭女性議題,撰寫大量文章。
瓦斯馬吉表示,她擔心戰後當局可能會再次採取鎮壓行動。但是對於未來仍然抱持希望。她說
「人們不會再回到過去那種生活了。」
編輯 / 羅志光
【巴西華人資訊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