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華府與北京的大國博弈愈演愈烈，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頻繁提出「全球文明倡議」，強調「中華文明」的復興與「天下」觀。這套將中國形塑為「文明型國家」的外交哲學，背後其實隱藏著一位已被西方主流學界邊緣化的英國歷史學家的身影——阿諾德·湯恩比（Arnold Toynbee，1889－1975）。
《外交政策》一篇文章指出，早在1974年，湯恩比便大膽預言，「中國比其他任何國家都更有希望引領人類，走向政治上的統一（political unity）。」如今，這位曾在西方紅極一時、隨後卻因缺乏經驗主義嚴謹度，而遭西方冷落的歷史學家，正於北京經歷一場奇蹟般的「死後重生」。
從西方邊緣到東亞追捧
當前，大陸的復旦大學歷史系等多家學術機構，正致力於將湯恩比高達300萬字的12卷鉅著《歷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完整翻譯成中文。在當代中國的學術界與官方論述中，湯恩比的名字屢屢與亨廷頓、習近平的文明論述一同被引用。
文章指出，湯恩比對當代中國的深遠影響，體現於北京政策層面的三大核心構想。一、文明型國家論述，復旦大學學者張維為等高層智囊，直接採納湯恩比將中國大陸，視為「持續演進之文明實體」而非單一民族國家的觀點，為大陸治理台灣及多民族邊疆地區，提供超越西式主權論述的歷史合法性。
二、融合馬克思主義與儒家傳統，湯恩比晚年曾指出，大陸能夠成功調和作為西方產物的馬克思主義與自身深厚的儒家傳統，從而創造出一種全新的文明模式。這與當前北京倡導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及復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雙軌戰略不謀而合。
其三，湯恩比曾提出「外部無產階級」概念，預言西方帝國主義剝削廣大第三世界後，發展中國家將圍繞「中國模式」團結起來，翻轉西方主導的世界秩序。這為大陸當前推動「一帶一路」、強調「中國永遠是發展中國家的一員」並引領全球南方（Global South）的公共外交提供了哲學基礎。
擺脫西方中心論
湯恩比生於1889年，一戰的爆發徹底摧毀西方社會對「人類持續進步」的樂觀。德國學者斯賓格勒（Oswald Spengler）出版《西方的沒落》，主張文明如生物般經歷誕生、成熟與死亡的宿命循環。
湯恩比受過古典學訓練，在擔任巴黎和會代表以及報導希土戰爭期間，他開始對西方的歷史敘事產生懷疑。他認為，英國大眾未能理解，被殖民者所遭受的正當苦難。
任職於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Chatham House）長達30年的湯恩比，雖認同斯賓格勒打破「歐洲中心主義」的立場，卻拒絕其過度宿命論與相對主義的觀點。
湯恩比在《歷史研究》中提出著名的「挑戰與應戰」（Challenge and Response）理論，即文明的興起源於人類對自然或社會環境挑戰的成功應戰（如黃河流域居民透過社會組織克服洪水與外敵）；而文明的衰落，則是當創造性少數（Creative Minority）失去創新能力、轉變為僵化的統治集團之時。
湯恩比強調，文明的解體並不意味著終結，它能透過道德與宗教傳統（如儒家或佛教）的傳承，轉化並孕育出新的「親緣文明」。這種對文明具備「自我更新與再生能力」的肯定，極大鼓舞了二戰後，急於擺脫殖民陰影與戰敗陰霾的東亞社會。
從日本企業界到北京政治局
1950年代末期，西方學界轉向微觀研究與嚴謹的經驗實證，湯恩比宏大卻被指缺乏嚴謹史料支撐的全球歷史宏圖，受到嚴厲批判，西方輿論更對他「預言發展中國家將超越西方」的論調深感不滿，指責他「向西方投降」。
然而，當湯恩比在西方失寵之際，東亞卻對他展現出前所未有的熱情。日本學界率先翻譯其著作，國際創價學會會長池田大作與湯恩比，進行了長達40小時的對談並出版成書；松下電器創辦人松下幸之助更於1968年成立了「湯恩比協會」。
到了1970年代，湯恩比將目光全面轉向大陸。即便當時大陸正處於文化大革命的動盪期，湯恩比仍敏銳地指出，中國人民極其勤勞且智慧，一旦掌握西方現代科技，必定能展現巨大力量。隨著大陸改革開放與崛起，湯恩比對比了悲觀西方與樂觀東亞。
西方支付的「複合利息」
湯恩比曾在1962年的一場講座中吐露，「我有一種預感，我們20世紀的西方世界，恐怕須為19世紀西方對中國所犯下的罪行，支付帶有複利的高額賠償。」
昔日，西方列強靠著工程師在阿根廷、土耳其與中國鋪設鐵路，建立起掌控全球經濟的舊秩序。如今，類似的基礎設施正由大陸透過「一帶一路」在全球廣泛鋪設。湯恩比這位被西方遺忘的歷史學家，其一生對文明興衰的終極思考，正以一種奇特的方式，在北京的大國戰略中找到迴響。
編輯 / 羅志光
【巴西華人資訊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