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因政見不合而導致的謀殺案大增
2022/07/19
Estadão新聞對政治暴力的監測顯示，從2018年起，因黨派和意識形態分歧而發生的兇殺事件變得更加頻繁。
巴西今年已經發生26起由於政治原因或由於從事公職而致死的案件。這個數字已經超過了巴西重獲民主以來進行的四次大選中的任何一次。Estadão對政治暴力的監測顯示，從2018年開始，因黨派和意識形態分歧導致的殺人事件變得更加頻繁。
在2020年的市政級別選舉中，由於政治立場不同在競選遊行、分發傳單和集會中發生了16起兇殺案，這些案件都並非預謀。在過去6個月中，這類兇殺事件的發生原因還包括從事公職（6起）、社區活動或社會階層活動（4起）、譴責腐敗（2起）和社會衝突（1起）。其餘案件屬於受人指使類型，即有人買凶暗殺政治人物。
與任何其他類型的政治犯罪相比，因黨派爭論而引起的兇殺事件更具有腐蝕作用，它會抑制朋友間和家庭內，甚至大型社區內進行的政見辯論。這種類型的犯罪影響了各黨派的政治活動人士。
5月，伯南布哥州（Pernanbuco）塔裏阿達山地（Serra Talhada）的人民黨（PP）議員埃德納爾多·內托（Ednaldo Isidório Neto）在該市的一場古老的家族戰爭中被殺害。兩年前，他曾遭受過一次未遂的生命威脅。這名議員在其住所前被一對騎著摩托車的夫婦近距離槍殺，這是典型的買凶行為。
1月，另一名來自帕拉州（Pará）莫卡尤巴市（Mocajuba）的團結黨（Solidariedade）議員卡洛斯·洛佩斯（Carlos Gabriel Ferreira Lopes）同樣被兩名騎摩托車的男子殺害。在聖卡塔琳娜州（Santa Catarina）的維埃拉少校（Major Vieira）市，前工程局長、共和黨（Republicanos）的塞爾吉奧·萊贊被槍殺（Sérgio Roberto Lezan）。幾個月前，他曾舉報當地政客的腐敗行為。
瓦加斯基金會（Fundação Getúlio Vargas）教授、政治學家塞爾吉奧·普拉薩（Sérgio Praça）表示不能“低估”這些政黨糾紛犯罪案件的嚴重性。他指出：“不能讓這種事情成為正常。一個勞工黨黨員受到攻擊，然後一個博索納羅支持者也受攻擊。很快，暴力競爭就會成為普遍現象。”
9年來，Estadão一直在監測巴西政界的兇殺事件。是巴西對此類犯罪最早開始的監測。歷史記錄從1979年8月28日《大赦法》頒佈以及巴西重獲民主開始。從那時起到現在共記錄有1,999起兇殺案。記錄的案件包括為尋求權力空間、為政治報復以及對立陣營激進分子之間因分歧而殺害對手的案件。也包括對在職公職人員實施的兇殺。
上周，巴拉那州（Paraná）的市政警衛馬塞洛·阿魯達（Marcelo Arruda），勞工黨黨員（PT），在他的生日派對上被刑事員警豪爾赫·瓜拉諾（Jorge Guaranho）槍殺，該生日派對的主題是前總統盧拉。據目擊者稱，案發前，瓜拉諾走到派對門口，兩人因政治傾向分歧而發生爭吵。警方認為該事件不是政治犯罪。Estadão的監測中沒有收入這個案例。
兇殺監測表明，調查兇殺案的警方很少將案件登記為政治動機，因為害怕報復。數據顯示，市政級選舉期間記錄的兇殺案更多。而總統、州長、參議員以及聯邦議員和州議員級別的選舉中已出現過兇殺案的高峰。2010年為73例，2018年為71例，1998年為57例，2002年為43例。
2022年選舉年發生的兇殺案已超過1989年（23起）、1994年（17起）、2006年（25起）和2014年（20起）的大選。前市局官員（5起）、公務員（4起）、市級議員和社區領袖（3起）、與政客有關的員警（2起）以及活躍人士（1起）是殺手的主要目標。
原住民活動家布魯諾·佩雷拉（Bruno Pereira）和記者多姆·菲利普斯（Dom Phillips）在今年6月被殺害的那個地區，上索利蒙斯（Dom Phillips）已經發生過出於政治原因的兇殺事件。5月，附近塔巴廷加（Tabatinga）市的社民黨（PSD）議員奧林匹奧·茹尼奧爾（Olímpio Guedes Olavo Júnior）在馬瑙斯（Manaus）被槍殺。他在去年9月因譴責政客和毒販，已受到過一次攻擊。
政治暴力問題的另一個特點是，沒有任何權力機構承擔起打擊暴力的責任。2020年，當時的高級選舉法院（TSE）院長路易斯·巴羅佐（Luís Roberto Barroso）在接受採訪時表示，這類兇殺案件就是一般犯罪的結果，不是選舉法院的問題。
今年早些時候，高級選舉法院現任院長埃德松·法欽（Edson Fachin）會見政治和宗教領袖，呼籲對打擊政治暴力的支持。“選舉法庭面臨著越來越嚴重的對政見不合的不容忍和明顯的價值觀倒退而導致的後果。”
編輯 / 王子明
【巴西華人資訊網】
